国际比较可以表明，中国制造业比重下降并非瓜熟蒂落的结果，而是早产的比较优势变化的反映。1953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在26.8%水平上开始下降，按照2010年不变价，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16443美元，农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重已经降到7%。日本的制造业比重在1970年从34.1%的水平开始下降，人均GDP达到18700美元，农业劳动力比重为19%。可见，这两个国家在制造业比重下降转折点上，都属于世界银行分组中的高收入国家，产业结构高度化都达到较高的水平。

中国制造业比重开始下降时，人均GDP只有3069美元，尚处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农业劳动力比重更高达43%。这种早熟型的“去制造业化”，使中国的劳动力重新配置失去了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向（因为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不仅高于农业，而且高于服务业），为制造业向更高价值链攀升设置了太紧的时间表。更重要的是，由于全球供应链是在相对长期的时间里形成的，是参与各方制造能力和连接程度的综合结果，巨婴的早熟不可避免地为全球供应链施加调整不及的压力。一组数字可以印证这些可能的效应。随着制造业比重下降，表明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前向中间品和后向中间品的出口比重，分别从2008年的11.6%和12.5%下降到2015年的8.5%和9.4%。

超大型公司的垄断倾向

围绕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飞速发展，企业家与经济学家之间就计划经济是否可以复活展开了讨论。经济学家援引哈耶克的有关论述，试图否定计划经济的复活或回归。按照哈耶克的观点（弗里德曼从“铅笔的故事”中也引申出同样的道理），知识和信息是分散的，只有通过价格体系或市场机制而不是通过中央计划者，才能将其激励成为千千万万企业家或其他当事人的有效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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