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也存在一种现象，即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变化具有早产的性质，因而过早过急地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冲击。这样，这种因素就形成对供应链的一种现实干扰。被称为全球制造业中心的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比较优势的过早过快弱化，就造成了这样的效果。这种情况，里德和弗里德曼没有讲到过，或许也没有见到过。

当我们说一个经济体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时，其实在表达两种现象：一是农业，这个剩余劳动力蓄水池仍然积淀着未被充分利用的劳动力；二是人口变化动态仍然不断向这个蓄水池注入新成长劳动力。中国在2004年迎来刘易斯转折点之前，就是同时处在这样的阶段——农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增长，使中国经济具有丰富的劳动力，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人口红利被转化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但是，2004年以后劳动力短缺和工资迅速上涨，导致制造业比较优势迅速被削弱的现象，并不意味着剩余劳动力真的被消化殆尽。实际上，在这个转折点的形成中，人口因素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表现为2010年之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增长。与此同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束缚而并没有彻底转移。直到2018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农业劳动力比重仍然高达27%，而高收入国家平均只有2.9%，中国所属的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21.9%。

在仍然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条件下，遭遇非农产业劳动力短缺和工资过快上涨，就会导致早产的比较优势变化，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制造业比重过早下降。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一般遵循一个倒U字型变化轨迹，通常会首先经历一个逐渐上升的过程，到达一定发展阶段，该比重达到峰值后便转而缓慢下降。中国制造业比重在1996年便在36.8%的水平上达到了峰值，不过，在随后的十年中并没有明显下降，而是保持相对稳定。在2006年之后，随着刘易斯转折点到来，该比重才从36.2%的水平上一路下降。2017年制造业比重已经降到了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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