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之后，对农民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根落向何处。这与政策指导下中国未来城市化的道路息息相关。中央财经大学教授王福重接受原子智库采访时提到，中国最大的城市都很小，像上海、北京建成面积都不大。大东京圈的城市人口达到了3500万人左右，城市建成面积比北京、上海加起来还大。我们今天密切关注的城市拥堵问题等，在东京、纽约、新加坡、香港都出现过，都探索了各自的解决之道。“大城市的问题是市场机制不够造成的，而不是大城市本身造成的。”王福重强调，中国一定要破除中小城镇迷信，以及对大城市莫名的、毫无道理的恐惧。

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无疑就是土地的交易权。对大部分农民来说，土地是他们唯一的财产，土地所有权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必然没办法自由交易——根本上是说，如果一个人没有财富、没有财产可以交易，他注定是个穷人。王福重认为，我们常说解决城乡差距，农民是弱势群体，应该关照他们，应该扶贫等，这些事情都不是根本，根本的是给他们土地的自由交易权。

某种程度上看，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聚焦“三农”，聚焦扶贫，以土地改革为突破口，也算是题中之义。

当然，农民进城，首先受益的是房地产行业，土地改革释放了农村人口，带来中长期的购房需求。中国的城镇化至少还有15~20年的时间，即可看出房地产行业的生命力。

而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带来的就是整个房地产产业链条，包括上游的建筑、建材、机械、钢铁和化工等行业，以及下游的家电、家居、装饰等行业的发展，因此随着货币在产业上下游的流转，行业整体拥有很强的货币派生能力，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金融行业、农民都是受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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