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更高效的审批程序也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塔夫茨大学药物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称，一种药品从化学成分到临床试验再到FDA批准，平均要花费27亿美元，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成本是因为FDA造成的。

如今，FDA高级雇员的待遇甚至可以超过行政I级（美国国务卿等21名高官为行政I级待遇），研发与审批的高成本只能转嫁给消费者。

如今，仿制药与原研药的“冰火两重天”使美国民众深受天价药之苦。以格列卫为例，2013年，近120名全球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专家在美国《血液》杂志上发表联名文章，表示要“从慢性粒细胞白血病药品价格反思抗癌药不可持续的高价”；又如用于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和强制性脊柱炎的药物Humira，美国患者平均要花费2700美元左右才能使用，英国是1362美元，瑞士则只需822美元。

与生物制药技术的蓬勃发展相对照，病患无力支付过高药价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社会敏感问题，也在不断考验着一些州政府的医保支出能力。

“穷人道路”与“富人道路”各有其难

综上来看，一方面，走“穷人道路”的印度虽然成为“世界药房”，却难以摘去“山寨”的标签。

印度如今进退两难，没有仿制药，广大穷人将“病无所依”，甚至引发社会稳定问题，而若是继续走原本的仿制药发展路线，则会对本土新药的研发和生产带来一定影响，国际上也在不断施压，近几年印度制药业已经频频遭遇美欧等国的“红牌警告”。

2015年，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宣布要求700种印度仿制药暂停销售，越南也曾扬言禁止印度药品。

面对窘境，印度政府2017年表示准备出台一份关于规范制药厂的指引草案，更好地和国际规定接轨。

如何在仿制药发展的两难之中寻求平衡之道仍是未来印度政府需要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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