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表明，世界经济一直存在大致10年左右的周期波动。所以，我按照“十年”为一个时间标准，分四个阶段回顾全球中央银行研究的进展和中国的突破。

第一个十年是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末的“大通胀”时期。为了驯服“通胀野马”，现代货币数量论达到了巅峰，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纷纷从相机抉择，转向按规则行事的货币数量目标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很多国家开始陷入痛苦的“滞胀”，这是传统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货币政策弊端的直接体现。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Kydland & Prescott）1977年关于“时间不一致性”的经典论文，对此做了深刻论述，“规则，而非相机抉择”成为共识。以货币数量论为理论基础的货币数量目标制，能够为中央银行提供一个稳定的名义锚。根据货币长期中性判断以及货币和物价水平长期稳定关系而确定的货币数量，相当于一个可置信的货币规则。所以，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中央银行逐渐接受了固定货币数量规则，转向货币数量目标制。

在实践上，1979年保罗·沃尔克出任美联储主席后，美联储明确不再关注联邦基金利率的变化，而是严格控制M1增速，美国CPI由1979年的11.3%降至1982年的6.2%，1983年更是降至3.2%。可以说，1979～1982年期间，货币数量论达到了政策实践的巅峰，这不仅为沃尔克和美联储赢得了历史性的政策声誉，更为发达经济体进入长达约二十年的“大缓和”时代，奠定了较好的货币开端。

为了全景式地挖掘全球央行过去40年来的研究重点，人民银行研究局建立了美国、欧洲和新兴经济体三类国家不同时期央行研究的知识图谱。其中，聚类提取的主题关键词可以较为客观地反映央行研究的重点所在。在这十年，美联储研究的16个主题关键词、欧洲国家央行研究的13个主题关键词，各自最多的6个关键词都与货币数量论直接相关，表明这十年内货币数量论和货币数量目标制的研究主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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