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方面有问题，真正有运营能力、专业优秀的人才，到公益组织里面相对较少，因为基金会支付不了他很高的待遇。第三个问题是，企业基金会、企业创始人的基金会，很多概念之间还很含糊，中国大量的企业基金会事实上还是企业的老板或者企业的核心管理层一年给你布置两三个工作，它的独立性是不够的，还是把企业基金会当成类公关，或者员工凝聚力，或者召集一些利益相关人一起去做，总体上还是辅助性的。但在国外来看，中间的分离非常清楚，它刻意地回避和公司之间的联系。

陈思劼：隐含课题是，企业基金会的来源一定和企业家息息相关，企业家本人对这个基金会的想法一定会和基金会的运作，至少在开始的时候有非常深刻的联系。企业基金会发展到今天，究竟什么样一种地位和状态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可能也有不同的类型，有可能确实是企业家的基金会，也有可能是企业关联的基金会，也可能和企业不关联，脱钩也是一种模式，但是每一种模式中间都有一个合适的形态，这个形态究竟是什么样的？

秦朔：核心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企业家通过基金会的方式去造福社会的思考，跟国外相比这个思考的局限性比较大，不是说企业家不想去做，而是我们习惯了什么都是由政府去做。所以中国的企业家想问题天然就有一定的局限性，他觉得什么事我是不能做的，我做了什么事是不是政府不允许。

吕建中：很多基金会是企业家创办的，但这不意味着，基金会的精神就是企业家的精神，这种精神的传承，我觉得无论任何形态的公益基金会，都是它生命所在。如果一个基金会没有这种精神的传承，它就永远是东打西撞的状态。我们应该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去容纳各种形式的基金会，但无论哪一种形式，基金会最后的作用仍然会回到问题的原点，就是能不能用一种商务的模式去解决社会的问题，并且成本比较低，效率比较高。如果能够落到这一个层面上，各种模式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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