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华生说，今天，“其实并不需要对民营企业的特殊扶持和倾斜，而是需要一个竞争中性、不贴政治和所有制标签的营商环境”，依照明确可依、一视同仁的法治规则管理市场。

华生认为，当前，经济领域的法治问题主要有三个。一是高标准立法，普遍性违法，选择性执法；二是所谓窗口指导，出台了许多不成文的窗口指导即行政干预，让人们无所适从，但面对强势管理者，又敢怒而不敢言。一些部门说准备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但人们不知道过去的干预都是依据什么、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他们说的不必要的行政干预是哪些，必要的又准备保留哪些，以后还会随时有什么新名堂；三是大部分立法工作，人大都是委托政府部门去做，立出来的法当然都是方便政府部门的，而不是从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角度考虑，实行起来政府机关怎么做都是他们的理。

法学家江平说，划清民营企业家合法财产和非法财产、家庭财产和私人财产、公司的财产和私人的财产的界限至关重要，在处置时可以把私人在公司中的股权来拍卖，或者用其他方法来变卖，但不能把公司查封了，把公司的账户也查封了，把公司一切东西都扣了，这是非常严重的侵犯民营企业家权利的现象。

南开大学法学院朱桐辉提出，让我国经济社会具备高抗扰能力，快速稳健、良好有序地发展，离不开让企业和公民“有恒产、有恒心”，离不开“有权利、有法治”，更离不开“稳定预期”“刑罪法定、疑罪从无”。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法治化、市场化的决定，是中国百年振兴的纲领。”任正非此言，说出了企业家的心声。

呼唤韧性与和解

我祈愿2019年是一个安好之年。环境安心，发展向好。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