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只归因于某些企业家的素质问题，而是那个GDP崇拜时代的必然结果，也就是更看重增速与规模，而不是投资资本收益率、现金流、好品质等价值指标。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说，企业家们总是解释，在中国企业规模更重要，向银行申请贷款，向政府申请税收优惠条件、土地使用权和营业许可证时，看的就是企业的经营规模，比如资产规模有多大，员工总数有多少。中国做企业离不开政府支持，大企业能给当地带来更多就业和税收，所以政府更照顾。

为把规模做大，企业就要不断融资。一位激进的企业家对刘院长说：“你现在有五口锅、三个盖子，显然盖子不够，手忙脚乱；如果增加一口锅和一个盖子，那你就有六口锅、四个盖子，就没那么被动了；如果再增加一口锅和一个盖子，有了七口锅、五个盖子，基本上就能应付裕如，而且这个时候规模也上去了。追求规模不一定是初衷，可能只是迫不得已的结果。”

在上半场，这种贪大图快的模式的确很奏效，胆子大赚钱就多，大到能绑架银行和政府最好，因为怎么也死不了。但下半场很难再行得通，因为大部分行业的总需求无法像过去那样扩张了，能增加的锅越来越少。同时，政府不愿也没有能力再大水漫灌，找盖子也越来越难。“用负债驱动资产”不好玩了，因为全社会的负债水平遇到了瓶颈，再向上加的空间很有限。

如果说上半场是快时代、大时代，下半场则是好时代、强时代。中国的市场潜力没问题，如果有创新眼光和创新做法，还将有很多快与大的奇迹，但前提是质量要好，竞争力要强。否则，就像中国股市，失望总比希望多，本质是因为优质公司比例太低。

1998年至2017年，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平均的投资资本收益率（ROIC）为3%到4%，而美国上市公司过去100年的水平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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