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半场，中国的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在民企身上。这不是说国企领导人不具备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才能，而是说，在先天性激励不足和各种条条框框约束下，他们的潜质没有得到应有发挥。在下半场，对国企来说，如何消解企业家精神的体制性缺陷，亟待破局。

谈到国企缺陷，想到不久前在微信群中，一个朋友讲了他亲戚所在企业的故事。

“一个国有控股的混合制企业已停（休）业多年，但还有一批进货价值约1000万元的玩具存放在库房。这批滞销玩具早已过时，有些已经变质，实际的市场价值就100万元左右，但每年仓库房租和仓库人员费用要花50万元左右。所以，民营股东主张按市场价格卖掉这批存货，既可收回100万元现金，而且今后不再花保管费用；但国有控股股东死活不同意，因为一旦处理，当期就显亏900万元，考核就可能过不了关。如果不处理，每年最多只有50万元保管费用支出，所以他们不愿在自己任期内为以前的错误买单。更荒唐的是，民营股东提出将自己所属的那部分存货送给国有股东（这样国有资产从账面上还增值了），然后按原值将存货从企业剥离给国有股东，之后任其怎么处置都与企业没关系了，企业尽管损失了100万元权益，但每年可减少50万元经营性现金支出，两年就回来了。但是，国有控股方还是坚决拒绝，坚持每年花50万元去存放实际价值100万元的货。”

如果说民企的企业家精神，倾斜了还可纠偏，类似这样的国企思维，则和企业家精神永远无缘。

企业家环境的关键点：从变到安

中国经济的下半场是创新驱动的下半场，是从汗水经济到智慧经济，从躯干国家到头脑国家。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默多年前建立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提出四要素增长理论，即在资本和劳动外，把人力资本（以受教育年限衡量）和新思想（用专利来衡量）作为增长的内生要素。中国下半场的转型升级能否成功，就在于能不能产生出大量的新思想、新创意、新知识、新发明、新技能、新工艺等，将其注入经济中，提升效率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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