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模式下，家庭医生以所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定点，向辖区内的救助对象提供“首诊”。救助对象在家庭医生处定点就诊，仅需支付个人自负医疗费用的5％，经家庭医生转诊至区域二级医疗机构就医，只需支付个人自负医疗费用的10％。

江萍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一些常见病，可以在我们社区跟两级医院都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并不一定要到三级医院去；目前，我们区内所能保障的应该是一个基本医疗，三级医院层面的个性化需求是较难覆盖的。”

截至2017年底，长宁区已签约居民34.5万，签约率达50.1％，有效医疗格局初步形成。同时，经复旦大学评估，签约居民的基层就诊率比例高于非签约患者，其医疗费用上升趋势也较为缓和。

家庭医生制度，也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区域内的医疗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向转诊，为分级诊疗的构建提供基础。

当前，解决贫富差距问题，需要从达到公共政策目的、稳定社会秩序、维护政府形象等方面进行辨证地考虑。

“社会救助就是构筑家庭幸福、社会和谐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这也是“四医联动”的核心价值和创新示范作用之一。”章维说。

在“四医联动”医疗救助模式下，各职能部门的沟通、互动更为频繁，在明确责任、强化合力上，长宁区所提供的经验值得借鉴。

据了解，“四医联动”医疗救助一站式信息平台即将于11月上线。届时，就医实时结算、动态监管或能为综合管理提升更大效率。

在全国各地相关部门与长宁区作交流学习中，各地谈到由于经济状况、卫生资源配置的不同，为基层医疗改革带来一定难度。“我觉得基层医疗改革并不难的，就是把我们长宁区的‘四医联动’这项政策，以及与家庭医生、分级诊疗制度的衔接。拿回去，都可以用。”江萍说。

“通过一个科研项目，落实到一项政策，再到最终能解决一些比较难但同时又覆盖了众多社会问题，提升了管理能力。我们感到非常幸运。”江萍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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