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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前看不到企业违法的重大法律责任,也就看不到合规所需长期持续重大投入的价值。只有通过法院的判决、执法机关的行政处罚案例,确立了合规的成本与违法的法律后果成正比,那么企业是最敏感的,它们自然会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去生存。
关于滴滴的客服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配合警方,这里面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等专业问题,但只要加以重视,这样的操作性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电信诈骗案件在过去很多年都面临类似问题,银行需要两个警察持立案证明才能办理冻结,而黑社会的犯罪分子都是高度分工、行动迅速,等警察完成这些复杂手续,黄花菜都凉了。徐玉玉案件发生后,由于党中央重视,过去十多年呼吁解决不了的问题迅速通过几部委的公告就解决了。在此我们要反思,职能部门能不能把问题在平时就加以解决?法院能不能在每个个案后注重引导制度建设?
从滴滴的产品和管理来看,互联网的套路都是用低端松散管理聚集人气,用高端收费业务赚钱。顺风车数量大、人员广,受到的约束和管理却最弱。如果没有法律关于网络出行平台的适当定位与责任,很难想象这么大的盘子谁会愿意做长期持续重资产投入。
(作者系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