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斯：就画家来说，我觉得应该是从18世纪90年代开始，这种趋势被“崇高”的趣味所推动。事实上，在此之前，英国存在一种对于山的偏见。山被认为是地球上丑陋而扭曲的事物，它们吓人、阴暗、形状扭曲，无法开展农耕，无法修筑房屋，对人类也极不友好。总之，当时的人们对山的偏见非常强烈。

还有许多人相信，山是上帝对人类的愤怒的产物，我们在看到它们时，应该心怀恐惧和悔恨。

第一财经：如你刚才所说，通过透纳这批画家，山逐渐从“不入画的”转变为“如画的”。这种变化背后，有什么政治原因？是否与英国殖民地的开拓有关？

安德鲁斯：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关联。这是发生在文化内部的变化。当时，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熟知并适应了这种风景，但我并不认为他们改变了自己对于山的基本态度，或者已经认为它们美丽迷人。人们所抱持的，更多的是一种混合的感受，一方面是不断扩张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荒野自然、对于人迹未至之地的着迷。这些荒郊野地之所以越来越充满吸引力，是因为它们未被人类开发，不受人类控制；不过同时，这也是受到了让-雅克•卢梭这样的作家的强烈影响，这种巨大影响是在17世纪后期传到英国的。这次上博的展出中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叫布鲁克•布斯比爵士（Sir Brooke Boothby）的人，画中的他衣着整齐得体，侧身躺在一座森林里，手边就是一本卢梭的著作。继承卢梭思想的，还有那些浪漫主义诗人，比如华兹华斯、拜伦、雪莱，以及透纳等画家；这些人开始探讨山的浪漫，也是在那时开始了对山的歌颂。这是一种有些极端的转变，人们对山的情感，从恐惧变成了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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