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希望通过发展解决很多社会、经济的难题,包括贫困问题、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而发达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治理问题,换句话说,你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因为你没学我,你应该跟我一样有一套类似的治理体系,类似的法律体系,类似的这些文化,你就发展起来了。否则的话,给你再多的钱可能都浪费了。这个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上,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就像一个学生成长,在小学的时候,让他做高中的功课,他是做不到的,但美国第一是拔苗助长,第二是拿自己的经验说事,我做得到,你也应该做得到。
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要在多边经济组织中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的参与权,有更多的决策权。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不是说中国,还不太具备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可操作性,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对现在的体系之外的替代方案或者是一个改革方案。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全面改变和改革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我们拿出一个方案,从理论根据,从框架,从实践上来讲有可操作性,这个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同时,由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诉求,也还很难形成一个完全的共识。低收入国家更指望的是能够实惠一点,现在这个机构能够多给我一点优惠贷款,政策问题以后再说。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地缘政治、收入水平的影响,有的时候跟发达国家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关系,也很难能够拧成一股绳。
这个挑战分两方面来讲,一个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弊端,我们觉得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应该进行改革,但改革的方案理论上要能够有可能性,实际上可操作性,同时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个难题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大家可能很多看到,甚至很多发达国家的学术界也看到了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一些多边金融机构都应该进行改革,但怎么改,还没有一个共识,即便在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没有做到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怎么进行改革。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间,权利和义务不匹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每个成员国的经济形势都要进行一种分析和判断,然后给予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希望你能够接受。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讲,基本听听而已,没有约束力。我记得我在世界银行当董事的时候,去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正碰上那一场讲美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职员,头头是道说美国经济遇到什么问题,美国的执董条条驳回,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听呢?因为你受制于人家,你想要人家钱,你就得听他的,而发达国家因为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权利和义务不匹配。由此对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太多。由于他处在一个不平等的高地上,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机构,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上干预就比较多,而对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约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