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银行副行长：中国现在没必要打破五国平衡，在股权上领先
祝宪在当晚“陆家嘴资本夜话”系列讲坛中回顾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优势和弊端，他表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遇到的问题是，他们所开的药物自己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达国家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遇到一个患了慢性病，长期虚弱的情况下，开了一幅虎狼药，可能更为虚弱，这也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很多政策框架和治理方案都是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模本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
祝宪认为，多边金融体系是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尤其是金砖五国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得到非常大的提升，二十多年前只有15%、16%，到了2015年已经是三分之一，希望有自己的话语权，包括随着自己经济份额的增加，能够在经济组织中间占有更多的股份。
然而这是个相当困难的博弈过程，祝宪解释道，部分欧洲国家曾经经济实力超过发展中国家，但是发展中国家中的大国块头大了，欧洲国家不愿意让出席位，比如荷兰的理由是优惠资金的捐助不比中国少。此外，美国不愿意出钱增资，又想保留否决权第一位的地位，就阻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资。
“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一些多边金融机构都应该进行改革，但怎么改，还没有一个共识，即便在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没有做到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怎么进行改革，”祝宪表示。
祝宪认为，亚投行和新开发银行属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外“另起炉灶”，并给旧有的多边机构带来压力，促其改革。
在回答澎湃新闻记者提出的“如何保证金砖五国在新开发银行的平等话语权，中国会否增资打破股权均等”的问题时，祝宪表示，中国经济即便是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仍属于高速，印度增长较快但不稳定，俄罗斯、巴西、南非出现了经济衰退和低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容易出现不均匀。
“但是政治和战略上考虑，这些国家希望能在新开发银行与我们平起平坐，因此我们做出让步是值得的，”祝宪表示。
祝宪称，新开发银行和亚投行不一样，是每家占20%的股份。目前的资本金是500亿美元，可以扩充股份的话可以扩到1000亿美元，如果有新成员加入，希望扩到1000亿美元，可能有其他国家，特别是比较小的国家没有资金能力认股，那时候可能自愿退出这样的平衡，中国出手增资的话，这部分股权也就归中国了。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但那时均等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了。
但祝宪也强调，“现阶段从政治上考虑，没有必要一定在新开发银行的股权上领先，更多的是理念上、政策上、战略上我们能够领头，实际上中国也是这么做的。”
在回答“新开发银行甄选项目的标准时”，祝宪称，新开发银行为中国实体经济基础提供支持，一定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从资金总量来说，中国一年需要几万亿，我们也肯定不能拿出一千亿，我们支持有创新示范意义，能够提供平台、新产品、新方式的创新，否则我们贷款给财务回报率高的企业固然是好事，但是没有起到引领作用。”
一带一路的项目上，祝宪称目前着眼在中俄之间的合作。此外，印度对一带一路有自己的考虑，特别是中巴合作之后进入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对此很敏感，所以现在还看不出来有什么进展。假如能在一带一路扩充新成员，新开发银行会做出更多努力和支持。
回顾过去，祝宪称，多边组织筹措资金能够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比如中国的第一批高速公路，都是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代为修的，起到的作用远不止资金的问题。
以下为祝宪《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挑战和改革谈起》演讲内容：
谢谢主持人，谢谢赵秘书长，谢谢叶总，刚才作了非常好的开幕讲话。我也很高兴今天能够有机会被邀请参加沙龙的活动。在我们的工作氛围之内，如果有一个很好的论坛或者机会能够交流，能够就我们所关心的很多问题，有一个比较不是非常正式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使我想起了，如果大家对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二战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炉边谈话，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电视，而主要是通过广播。但在二战期间，美国从一开始民众的倾向，从孤立主义走向要参战，然后对德日进行反法西斯的活动，炉边的谈话起了很好的作用。也是作为领导层，在美国当时条件下和民众进行漫谈，通过通俗的，非正式的方式传递信息。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谈话不是一个演讲，而是一个更多的互动。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都是从事于金融业，从事于资本市场。而我今天讲的东西，它跟你们所从事的工作有相当的关系，但是它可能又不一定跟你们实际每天的工作有非常紧密地联系。所以我想起一句话，最近有一位学术界的非常有造诣的先生跟我讲，在学术界来讲“学”和“术”，这两个字密不可分，但它有不同的概念和含义。在现在的世界来讲，因为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大家可能更注重于“术”，就是说我对我本身的知识，对于我本身的专业的要求，更多的是能够找到一个技术方案。但是，有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学”字，这个“学”字实际上是一个知识，也可以是自己的专业，也可以是跟自己的专业相关的东西，也可能是没有关联的东西。有些大学者在专业有很高的造诣，但他的兴趣很广泛的。不管我讲的主题和大家具体的工作和兴趣有没有关联，我希望你们觉得这两个小时没有白费，同时作为我来讲，希望用这个机会，传导我的一些东西，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刚才赵秘书长简明的讲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应该说现在回头来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三个支柱，一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个世界银行，当时的条件下主要着眼于欧洲的重建，还有一个现在的WTO，主要解决了贸易自由化的问题。在当时从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的国际治理的框架之下，应该说还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在二战快结束，也就是1944年成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也是在战后如何避免一战结束以后出现的经济失衡的问题包括经济大萧条的时候，怎么进行宏观经济管理的问题。当然七十年以后，现在回头来看，这个体系的演变遇到的挑战和今天所面临的改革问题，仍然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话题。我本人不见得能够说出什么很新鲜的东西，但是有幸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间能够跟这个体系的相当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世界银行集团，能够有很多的关联，参与了很多重大事件，所以也想借今天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听众可能会想过去七十年的演变跟我们今天有多大的关联？我们今天面临的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我们跟西方七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所走的发展的路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今天代表发展中国家，代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我们在国际经济治理的大框架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应该在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什么样的有力度的，有操作性的政策？这些应该会对我们今后十年、二十年国际资本市场、国际治理体系、国际金融体系都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今天你们不妨把它作为一个机会，从“学”的角度，不是从“术”的角度，共享一下我们作为中国的专业人员，作为金融市场的从业人员，或者作为一个管理者，一个决策者，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或者加深一个，怎么对国际经济治理总的框架和现在、今后遇到的一些问题有一个认知。
第一个，我想快速的提一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和演变。这些方面的文献还是很多的，包括如果大家学金融的话，在教科书里都有一些涉及。但比较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之下，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个牵头的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当时美国是战后仅存的超级大国，而英国是一个老牌的，具有许多殖民地的，但是衰弱的一个大国。当时的话，英国的代表团团长是凯恩斯，他的理念是想建立一个多边的体系，但最终由于国力上的博弈，大多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东西基本上是美国人说了算。回头看，如果从学术的角度来看，应该说凯恩斯的主张有他独到之处，但不幸的是他代表的是英国，所以最终的方案，更多的采取了美国的方案。
当时建立了两个机构，一个是世界银行，但那时候不叫世界银行，换句话说世界银行的学名就叫IBRD，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而国际货币基本组织，主要是要想防止一战以后出现的经济问题和大萧条时候出现的经济难题，所以需要建立这么一个机构，在宏观经济，特别是在货币政策上能够有一个管控的群体。当时这两个机构是有所分工的，而且这两个机构约定俗成的办法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是由欧洲人来担任总裁，而世界银行是由美国人担任的，到今天这个传统仍然没有打破。 刚才赵秘书长已经讲了，当时采取的是金本位的制度，由于美国的国力随着战后的军事扩张和其它的一些原因，到了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难以为继。当初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就是说汇率体系完全崩溃，所以走到了实行浮动利率。
虽然美元的霸主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但到今天美元储备货币地位还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动摇，这也带来很多问题，美国的货币政策，美国的通货膨胀，美国的其他一些问题，都跟美元作为储备货币有密切相关。当时尼克松的财长曾经说过一句话“美元是我的货币，是你的问题”，到今天这个局面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布雷顿森林体系汇率体系崩溃以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然得以存在，这也是现在的一个问题，包括联合国系统，包括国际组织，多边组织一旦成立起来，只有生没有死，因为他们要为了自己的生存找到新的角色。从世界银行的角度来说，战后由于马歇尔计划，原来承担的欧洲重建的工作，基本上被马歇尔计划涵盖了，所以转为帮助刚刚独立的殖民地国家发展经济。而国际货币基因组织更多的来讲，是为宏观经济政策做监测性的工作，同时在成员国发生短期的宏观经济上困难的时候，他提供资助，而跟过去布雷顿森林体系原来的设计有了很多的不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华盛顿，虽然我从来没有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过，但由于工作关系，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层，包括他的职员都有很多的来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中心工作实际上都是由经济学家来从事的，他们要对各个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情况进行定期的分析，然后跟成员国进行定期的磋商。只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都有义务接受这样的磋商，所以经常会看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派团到中国进行第四条款的磋商。中国也好，其他成员国的货币当局，财政当局都有义务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自己本身的信息，进行磋商。
另外一个误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要着重于货币政策，这确实是它的重点，但从宏观政策的完整性来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关注，也进行研究的是财政政策。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可以说从学术的角度，它聚集了一批比较高质量的宏观经济学家，对各成员国的经济数据、经济情况进行监测，同时发表他自己的报告。但这些东西来讲，应该说有它的有用性，但也有它的局限性，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身的政策工具和框架来讲，不一定能够完全符合成员国的实际情况，或者说他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更多的是一种标准性的，而不完全是根据国家的特殊情况来制定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跟世行不一样的地方，它并不根据你的贷款需求来提供贷款，它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更多的是在宏观政策出现失衡，或者说你的外汇储备出现比较大额的减少的时候，在政策对话条件下，他提供了不同的政策安排，包括优惠和非优惠的，这个区别主要是看国家的贫困程度，换句话说，他给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贷款利率比较优惠，而对其他国家的话，更多的是市场利率的贷款。但它不像是一个传统的或者一个非常典型的金融机构。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来讲的话，相当多的工作重点还是放在政策上，而不是像一个市场上的金融机构更多的考虑盈利、防风险，而更多的是考虑所在国的经济政策。所以说，它也可以叫做政策金融导向的机构，不是商业金融导向的机构，它的资金来源于成员国的捐助，或者成员国的一部分储备由他来进行管理。
简单说一下世界银行。由于欧洲重建由马歇尔计划覆盖了以后，它逐渐转为成员国，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提供长期贷款，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同时促进国际贸易的均衡增长和国际收支的平衡。但世界银行有一个比较阶段性的特点，在他成立的五十年代到今天，这六七十年当中，他发放贷款的重点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世界银行的五个成员，基本上世界银行提供的贷款是市场利率为基准的，因为他也要到市场去筹资，把筹资的钱再转贷给成员国。而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是优惠的贷款，因为穷国不可能承担市场利率，国际开发协会的钱更多的是由发达国家，现在也包括像中国这样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捐助，作为资金来源进行发放。
国际金融公司主要是面对私人和市场化发放贷款和进行股权投资，它更多的是面向市场，更多的是对民营企业，而不是政府的导向或者公共部门导向。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是提供给私人投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提供担保，它的担保主要是政治风险的担保，也包括一部分的作为信用上的担保。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是一个很小的机构，如果说在贸易和投资过程中出现了争端，他可以作为一个调解和提供挣断解决的中介机构。世界银行的成员国有189个，基本上联合国的成员大部分都在里面了。国际开发协会的成员国要少一点，但它的主要职责是向最不发达国家提供贷款。而我们中国有这样一段历史，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以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面中国并没有重返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联合国是一国一票，中国13亿人口也是一票。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根据你的经济实力，美国是实际上的可以控股的第一大股东，只要美国不愿意你中国重返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你就进不去。直到到八十年代，美国才同意了中国可以回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个席位在这之前一直由中国台湾占领的。当时来讲，世界银行的行长曾经是美国的国防部长，之后到了世界银行当行长。当时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小平同志接见了他，小平同志跟他讲了一句话，意思是说，我们中国这些年落后了，我们现在要赶上去，急需世界银行的帮助，但即便没有世界银行的帮助，我们也相信我们也能赶上去。到现在来讲，我们今天真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我们加入世界银行的时候，人均GDP大概只有几百美元，我们也符合条件可以拿到世界银行的优惠贷款，那个时候期限是40年无息，我们大概享用了这个贷款不到10年，有不少的优惠资金到了中国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教育、卫生。我们第一批到海外留学的学生，包括我们这一代人，很多是用了世界银行贷款提供的资金到了海外去留学，中国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时候，基本没有家庭有财力能够支持自己的子女到国外去读书的，或者是自己拿到奖学金，或者去打工，或者是公派，公派的话，第一批的学生有相当多的学生是用了世界银行贷款资金。我记得我到美国读书的时候，在校园里碰到很多中国学生，说起来的时候，他们是拿了世界银行的奖学金去的。那时候，应该说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包括我们的教育事业还是起了不少的作用。
世界银行的使命变化，第一个从帮助欧洲国家重建，变成帮助刚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帮助他们进行减贫，帮助他们的基础设施建设。一开始认为只要把基础设施做好，只要把教育卫生做好了，那这个国家经济就可以起飞。但后来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到了八十年代的时候，又提到了宏观问题，谈到了经济管理问题，再加上由于爆发了债务危机。所以世界银行本身的业务范围，从过去提供基础设施的贷款为主，变成了教育卫生，从教育卫生又跑到了政策层面，当宏观经济出现危机的时候，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面对危机，提供一些应急的贷款或者改革有关的贷款。到了九十年代到现在为止，世界银行又把很多经历放在政府治理机构、气候变化、全球化，最新的世界银行的兴奋点是帮助解决全球的移民问题。这个背后呢，既有发展过程中间的一些演变，也有发达国家的影子。发达国家因为他们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头处在一个领导和统治地位，所以他经常要把他们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帮他解决。
现在从欧洲的角度来讲的话，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难民移民怎么办？这些难民到了欧洲国家，如果说不给他有一些教育和培训，不给他有一些就业机会，他本身就会成为一个社会治理中间的难题，所以他又要求世界银行接过这个很难处理的问题，因为更多的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但世界银行认为只要跟发展有关的问题，我们都应该接受挑战。所以在世界银行的政策框架下，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的加入新的东西。好处在于，世界银行除了提供贷款以外，他对这些问题都提供一些分析，做一些研究。但同时来讲，因为战线过宽过广，有时候力不从心。
再加上各个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方面有很多复杂的原因，不是通过专业化的经济分析、财务分析就能够提出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这是世界银行的使命变化。而且世界银行每一个行长来了以后，有点像我们的行政领导，他都要想出一个自己的新的使命。比如目前世界银行的两大目标，消除极端贫困和推动共同繁荣，就是现任的世界银行的行长，是一个韩裔的美国人，他到了世界银行，不能说完全是标新立异，他提出一个新的使命，就是解决极端贫困，因为有相当多的国家还没有解决极端贫困。另外一个随着全球化的过程，贫富悬殊，包括全球化的好处并没有得到均衡分配。这个能不能做到？这不是世界银行一家能够做到的。
在我讲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遗产和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也简单的讲一讲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是是世界银行在中国改革开放中间所起的一些作用。这个历史来讲，应该是在今年我们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时，是一个值得回忆和纪念的重要课题。因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改革开放以后，根本问题是如何从一个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演化，但除了我们内生的一些动力之外，我们看到了过去体制的弊病之外，究竟向市场经济过度应该怎么搞？宏观经济框架应该怎么搞？我们还是缺乏经验的。在这个时候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世界银行起了相当好的作用。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时候，曾经在中国长江上的一艘船上开过一次宏观经济讨论会，在这个会上，当时中国第一流的经济学家，世界银行请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包括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托庇，包括东欧、印度一些大牌的经济学家参加了这个讨论会，当时在这个船上还有三个年轻人，都在发改委工作，第一个是周小川，一个是楼继伟，一个是郭树清，三个年轻人参加了这个经济讨论会，在那个过程中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框架下应该做哪些事情，怎么进行改革，进行了很好的探讨。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以后，在当时的领导层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中国也要搞宏观经济管理和调控。在那之前，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太多宏观经济的概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实际上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分不开左口袋和右口袋的问题。我刚刚参加工作，加入财政部，那个大楼同时又是财政部，又是人民银行，更多的是靠国家计委发指令，全功能的计划经济。
从今天回头再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建立，已经离当时的物资匮乏的，什么都是要靠分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当远了。在座的如果有一定的年龄的话，可能还记得那时候票据经济。而我们今天不是物资匮乏，而是物资过剩的时期，这完全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好处。同时在这个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世界银行提供了比较不错的有质量的国际经验，帮助我们进行了很多改革，无论是国企改革、金融体系的改革、财政分税制的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有积极的参与。所以在我们今天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这个过程是这么走过来的，作为一个曾经参与过这个过程的参与者，我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有种种弊端，但是应该说，它作为一个建立多边的政策和经济理念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之下，帮助成员国，它还是有积极的一面，我们应该给予承认。还有一个问题，即便这些机构是西方主导的，这些西方国家在这些金融机构和体系中间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私利，但作为整体的金融体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也还是有积极作用。站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点上，回头看，我们应该比较客观的一分为二看这个问题，既不要像发达国家所说的那样他们建立的这个体系是完美无缺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说他们这个体系是一无是处的。华盛顿共识怎么来的呢？实际上就是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在发展中国家出现金融危机之后怎么治理的问题，而美国为主导的经济思想，发生危机以后，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上都应该采取比较有力度的改革，甚至说全面收缩，但这个过程中，也就给很多发生金融危机以后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很多创伤，带来了很多痛苦。因为这些经济政策，用通俗的话来说，不能说药方下的完全不对，但它可能是一剂虎狼药。
印尼发生经济危机以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飞到印尼雅加达，跟当时的总统苏哈托，提出一个全面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紧缩的计划，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支持，有一个照片，在签字仪式上，苏哈托低着头，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裁趾高气扬的站在那儿，这张照片发出来以后，给印尼的人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屈辱的事情。但布雷顿森林体系所遇到的问题，他们所开的药物，他们自己认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达国家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的。但实际上遇到一个患了慢性病，长期虚弱的情况下，开了一幅虎狼药，可能更为虚弱，这也是因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很多政策框架和治理方案都是以西方国家的经验为模本的，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教训，也是今天，甚至在比较可预期的将来，如果布雷顿森林体系，特别是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能痛定思痛进行改革的话，这些问题还会存在。但时代不同了，中国这样的国家，包括中等收入的国家，已经不会像过去二十年、三十年时候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受制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制约，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宏观经济管理的质量和层面，我们自己本身的经济实力已经不能和过去同日而语了。但我们现在的任务是怎么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者说把它的弊端能够一条条进行分析，然后得到一个根本的解决。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多边金融体系，确实是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平台。为什么今天中国和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能够有这个要求，希望得到这个话语权，跟世界经济变化有关系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特别是大的中等收入国家，比如像金砖五国，他们在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在过去十年、二十年得到非常大的提升，二十多年前只有15%、16%，到了2015年已经是三分之一，它既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比如说中国这几年经济速度有所放缓，但我们的经济给世界经济带来的增长大概三分之一，这也是今天不光是中国，金砖国家，尤其是这些相对实力比较强的中等收入国家，都希望在国际经济治理的平台，特别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关键组织中间能够有自己的声音，有自己的代表性，有自己的话语权，包括随着自己经济份额的增加，能够在这些经济组织中间占有更多的股份。
但是这个国际多边经济组织，并没有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能够快速的进行改革，能够与时俱进，由于各种既得利益群体的反对，改革的步伐非常的缓慢。举个例子，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的股权分配是根据经济实力，换句话说根据GDP。但当时定这个的时候，欧洲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小国，像荷兰、比利时，虽然他们的国家很小，在二三十年前，他们的经济实力远超过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而现在发展中国家块头大了，而欧洲的小国相对来说变小了，那时候的决策机构他占有了席位，现在你让他退出来，他就不肯了，这就是相当困难的博弈过程。荷兰就站出来了，我的席位不愿意让出来，他说虽然我现在的经济实力可能没有中国那么大了，但我对优惠资金的捐助比中国不少，所以我不肯退出去。美国来讲，不愿意拿出更多的钱，但他又要保留第一位的地位，因为他要成为一个实际上能够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否决权的第一位的大国，但他又不愿意出钱所以他就阻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增资。
而且这个时候别的国家说了，你不增资，我愿意增资，我多出钱，但我要有相应的股份增加。但美国又不想让你有股权比例增加，他自己又不愿意出钱，今天的世界银行就遇到这个问题。现在世界银行又提出要增资了，在奥巴马政府的时候已经谈得差不多了，虽然不太愿意，但说不过世界银行的理由，他基本同意了，一选举换成了特朗普了，特朗普上台就不同意了，不增资怎么办呢？你收缩贷款啊，不要给中国贷款了，你少借一点不就完了嘛，这是一种霸权主义，在美国战后所处的超级大国地位来讲，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间反映的非常强烈的。虽然他相对地位开始下降，但他这种霸权说了算，当老大的感觉始终不减，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是一个发展问题，希望通过发展解决很多社会、经济的难题，包括贫困问题、收入分配不均衡的问题。而发达国家更多关注的是宏观经济政策治理问题，换句话说，你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因为你没学我，你应该跟我一样有一套类似的治理体系，类似的法律体系，类似的这些文化，你就发展起来了。否则的话，给你再多的钱可能都浪费了。这个话说得有没有道理呢？也有一定的道理，但同时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阶段上，很多事情是做不到的。就像一个学生成长，在小学的时候，让他做高中的功课，他是做不到的，但美国第一是拔苗助长，第二是拿自己的经验说事，我做得到，你也应该做得到。
新兴市场经济和发展中国家，要在多边经济组织中有更多的话语权，有更多的参与权，有更多的决策权。但另一方面，作为一个整体，不是说中国，还不太具备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可操作性，能够提出一个具体的对现在的体系之外的替代方案或者是一个改革方案。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要全面改变和改革现在的国际经济治理体制，我们拿出一个方案，从理论根据，从框架，从实践上来讲有可操作性，这个时机还不是很成熟。同时，由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诉求，也还很难形成一个完全的共识。低收入国家更指望的是能够实惠一点，现在这个机构能够多给我一点优惠贷款，政策问题以后再说。中等收入国家，由于地缘政治、收入水平的影响，有的时候跟发达国家之间有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些关系，也很难能够拧成一股绳。
这个挑战分两方面来讲，一个是我们看到了很多弊端，我们觉得布雷顿森林体系全球经济治理的体系应该进行改革，但改革的方案理论上要能够有可能性，实际上可操作性，同时能够被大多数国家所接受，这个难题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大家可能很多看到，甚至很多发达国家的学术界也看到了在今天的全球化的过程中，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的一些多边金融机构都应该进行改革，但怎么改，还没有一个共识，即便在发展中国家而言，也没有做到有一个清晰的路线图怎么进行改革。
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间，权利和义务不匹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每个成员国的经济形势都要进行一种分析和判断，然后给予提供一些政策建议，希望你能够接受。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来讲，基本听听而已，没有约束力。我记得我在世界银行当董事的时候，去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董事会，正碰上那一场讲美国经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些职员，头头是道说美国经济遇到什么问题，美国的执董条条驳回，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但为什么发展中国家要听呢？因为你受制于人家，你想要人家钱，你就得听他的，而发达国家因为没有这个问题，就是说权利和义务不匹配。由此对于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太多。由于他处在一个不平等的高地上，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机构，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上干预就比较多，而对发达国家基本上没有约束力。
再一个，在考虑发展战略上来讲，有很多政策正确的问题。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时髦的东西，比如说北欧国家，在执董会上，不管跟他谈什么政策问题，都会扯到男女平等上，这个问题一出来以后，什么样的项目都要把男女平等，支持妇女就业的问题放进去，这就是属于不同阶段由于在发达国家，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压力，它有很多加进去的东西发展中国家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或者说总体上可以进行讨论，但具体的操作和政策上来讲没有必要放进去，但在国际组织中间，这些东西谁的嗓门大，谁就往里放，这也是国际组织当中遇到的弊病，它跟市场化的操作不一样的，市场化的操作更多的是以利润为导向，以回报为导向，而在多边金融组织中间，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出来了，都可以放在这里头了，这也是这些组织的教育成本比较高，而且跟发展中国家有一个不平等的地位。
最后一个来讲，今天在座的从事金融工作的，两个金融组织，特别是世界银行，贷款工具老三样，几十年不变，基本上把钱借给政府，不管这个项目是不是成功，最后政府承担债务，因为他把风险转嫁给了政府，但他没有考虑不同的国家，不同的领域需要更广泛多样化的金融工具，而同时他把自己本身的风险防范转嫁给了成员国和借款人。当然我讲这些所谓的弊端，大家不要认为他们已经是到了日落西山，或者说已经遇到了多大的危机，这个工作还在进行，但如果不痛定思痛，不对这个体制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实际上它们的重要性在下降，包括中等收入国家，大家有了资本，有了自己的实力以后，我可以跟你不打交道，比较悲惨的低收入国家，因为它没有本钱，没有其他的资源来源，他只能跟这些机构打交道。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包括这些机构的重要性可能还会进一步下降。
下面我就讲一讲新机构。2015年的时候，在国际开发金融的领域里头，出现了两件大事，同时成立了两个新型的多边机构，而且是以中国和发展中国家主导的，一个是亚投行，一个是金砖新开发银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大概有这么几个事情。一个发展中国家觉得在这些旧的金融机构里面话语权得不到解决，同时他们的很多业务方向跟发展中国家的要求，特别是中等收入国家渐行渐远。与其这样，不如我们现在也有实力，也有能力，我们建立自己的金融机构，我们自己试一把。我们要跟现有的多边机构多边体系进行合作，但同时由于你新的机构的成立，给他带来压力，你不改，我就不找你，我另起炉灶。
在国际经济平台治理上，这两个机构的成立还是一个划时代意义的东西，一个是中国主导，我们看到了在新的一轮全球化的过程中，如果我们仅仅依靠老的这一套体系和它的自身的改革和改造，恐怕难以为继，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但我们建立新的机构，并不是说要完全替代老的机构，第一个是可以跟老的机构合作，第二个本身来讲，希望能够走出一条新路。但建立新的机构，还有一个教训，老的机构战线铺得太长，所有的事都要管，所以新开发银行、亚投行，基本上还是着重基础设施，弥补全球基础设施和可持续发展的缺口，这样这两个机构应运而生。亚投行中国是第一大股东，行长是中国人，总部放在北京。新开发银行跟亚投行有所区别，五个金砖国家，最后决定大家股份一样大，中国是20%，南非也是20%，实际上来讲，这四家加在一起，他们的经济实力也没有中国一家大，但中国也体现了在金砖国家、发展中国家平等的理念下，我们最后同意大家股权是一样，但最终实际的总部放在上海，这是入驻上海的第一家多边国际金融组织的总部。第一任行长是印度人，但大家有一个共识，每一个行长任期五年，大家轮流制，我们是最后一个行长，大概是十五六年以后中国籍的行长才有可能担任。
简单的讲一点，从酝酿到成立，从成立到开展业务，从2012年到2017年，现在我们的业务已经开始迅速发展。2018年，现在的贷款规模可能可以做到40亿美元，接近250亿到300亿的人民币，应该说作为一个新的机构，也还是一个不俗的成绩了。叫新开发银行，跟老的开发银行有什么区别？从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来讲，无论是减贫和可持续发展，我们没有本质区别。但如何实现？这个还是有讲究的，我们希望走出一条新的路。第二个，二十一世纪成立的银行和七十年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应该有所区别，我们应该效率更高，更以客户为本，降低交易成本，缩短项目时间。另外一个作为新开发银行，因为目前是五个金砖国家，在这些方面要有所作为。再有一个在今天科技高速发展的条件下，我们也应该助推科技创新，而不仅仅做传统的业务，而不是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老三样。
在今天的条件下，简单的梳理一下，一个是全球经济复苏，今年比去年强，但是不是能够有很强劲的复苏和发展？现在还看不清楚。单边主义、反全球化的浪潮现在还是不可忽视，在这个条件下，国际开发金融体系也好，现有的包括新机构在内的多边体系，应该是支持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力量。同时，在气候变化、人道主义援助和其他方面，还是未解决的问题。世界银行，虽然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他的能力、知识储备，在多边体系中间是不可忽视的力量，我们还是应该和他进行合作。而亚投行、新开发银行来讲，一方面要跟这些机构合作，同时要有创新，走一条新路来，以此来显示在中国的主导下，更好的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同时也能够促进传统的金融机构自己本身的改革，能够形成一种压力。
时间关系，我也就不多说现在的这些问题了。在两会结束以后，除了机构的改革之外，有一个新的国际层面的国际开发合作署，对外提供援助，我们怎么跟他进行合作。我们只有两年半的时间，但应该说我们作出了一些成绩，但作为一个新的机构，我们还是在成长期，还是在摸索期，我们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切切实实的新的开发银行，也愿意跟在座的所属的金融机构也好，资本市场银行进行切实的合作，走出一条新路，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工作中间提出建议和批评。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大概就讲到这里，留下时间给大家进行互动和提出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