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明认为，反垄断法对于市场行为的干预绝对不是必然的，需要在个案中依赖相关数据展开细致的量化分析才能作出判断。当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提供差异化的产品来避免激烈竞争时，即意味着无需引入规制来干预这种平台控制，但如果平台控制导致了差异化产品的价格竞争无从进行，则应有干预的必要。

　　审慎监管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互联网的监管上，欧盟的强监管有其特殊背景，并不足以效仿。

比如，其立法矛头直指美国的互联网企业。欧洲没有自己主导的经济企业，主要是美国的互联网在欧洲提供服务。在没有产业优势的情况下，希望通过制度优势对本土提供服务的这些企业进行管理，进行制度上的一种制衡。

“市场竞争中的问题尽量通过竞争解决”，汪涌以版权为例指出，一方面，通过市场竞价方式竞争版权作品的专有许可，最为公平，无任何人为设定的门槛，任何资金均可进场，均可参与市场竞争，让市场成为版权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资本介入版权市场，也有利于我国文化市场繁荣，更有利于版权产业参与到国际市场，电影、电视剧、艺术品拍卖等行业，均是由于大量资本介入后，才带来整个行业的繁荣，带来版权人、发行人、社会公众双赢或多赢。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教授指出，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今天，传统的契约法理论仍然需要坚守。我们必须形成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契约观念。私人自治、理性消费者等契约法理念并未过时，法律应采取审慎态度、不应当过度干预，要给企业间的竞争留足契约自由的空间。在很多互联网领域的法律纠纷之中，合同法都具有重要适用意义。契约条款的合理与否不应当由某个行政部门来单方面断定，而是需要引入社会评价机制、考察公众接受度，给出弹性的判断机制，考察契约在当时语境下的正当性。

腾讯研究院秘书长张钦坤认为，中国近几年已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互联网监管模式，同时互联网企业不断研发新型的技术，打击盗版，净化网络环境，均取得了积极成效。他建议在各个平台现在的原创机制基础上能有一个统一的原创机制；对长期盗版的网站应该有一个黑名单；对于各个平台上反复侵权的用户，特别是做短视频剪辑的用户，应该实行黑名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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