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恰是“三农”与物流业的融合，即农村末端物流的活化给了中国经济再次高速发展的机会，融合一二三产的农业供应链创新成为破解“三农”问题的最佳路径。

改革开放始于中央认可小岗村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并向全国推广，其后低端制造业快速崛起并引导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一个主因就是来源于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进城务工带来的农民工低劳动力成本的红利。

2011-2016年，快递业业务量增长达到53.48%，业务收入达到39.29%。高速发展的一个原因来自于增速高达200%-300%的电商市场对快递物流的需求，另一个原因则是来源于刚进城并具有低劳动力成本的快递小哥。

据统计，80%的快递小哥多数为农民进城后的第一份工作，在快递企业的平均任职时间是9个月。在移动互联网、导航技术和APP平台支持下，原本仅有500-2000元月收入的农民工在技能并未改变的情况下收入就跃升为月收入8000-12000元，而负责运营平台的企业营收就更高了，信息化平台及金融创新成为农民工收入增长的核心要素。

远离城市的农村和农民远未融入已经被商贸、资本和全球产业链催化的当下市场体系中，身居乡镇、村庄的农民及其土地资源和生产资料的资源配置优化能力为中国经济新发展预留了上升空间。

但目前大多数农村和农民还远不具备主动参与农业供应链体系的能力，同时农村、农民的需求量相对分散，投资农村物流的回报率很低，如何提升农民收入从而提升农村和农民的消费水平，才是形成消费导向型农业供应链的关键。

留在农村的农民最大低成本资源就是农民劳动力和农业生产工具，而其最富裕的资源也是劳动力和农业生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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