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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国内对创新药的热情今非昔比,丁列明和他的团队在技术与资金上都曾遇到过很多困难。做细胞培养的裸鼠需要无菌环境,但实验室条件有限,早期曾数次出现裸鼠死亡实验不得不重头来过的情况,在化合物的合成水平上也曾几次遇挫。
而他最艰难的时候是在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那年贝达药业已经欠着银行3000万元的贷款,还急需5000万元资金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几位创始人想方设法还上了银行利息,但三期临床依然无法启动。由于回报期长等原因,也没有资本愿意在此时进行投资,万般无奈至极,丁列明向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写了一个报告,最终余杭区政府出资1500万给贝达药业买来了对照药物易瑞沙,埃克替尼的三期临床试验才得以继续下去。
而现在行业与资本对于新药研发的热追无需多言。有数据显示,在2017年,国内至少有28家医药生物公司获得投资,总金额超过9.3亿美元,上市融资的渠道也已打通,百济神州、信达生物、歌礼制药等也走向上市。
但丁列明也不忘对当前的“创新药热”提示风险:“可能有一些泡沫和风险,现在大家热情高涨,但是研发有风险,产品做出来了也可能在市场上无法实现价值,比如国内在做PD-1项目的可能有300家公司。”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曾有一位海归博士在苏州做出了一款乙肝药物,但最终这款药物并未取得预期的市场效果,每年的销售仅有200多万元。
尽管不忘“泼冷水”,但丁列明依然对我国创新药研发的未来充满信心。“从现阶段来讲,我想me-too这个突破是个途径,当然me-better更好。但是first-class对中国来讲的确其实要做到很难,当然我们逐步可能要做一些原始的创新,从me-too到me-better再到first-c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