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谢欣    每经编辑 赵桥    

一部《我不是药神》的电影让中国医药制造工业走进了公众视野中。人们往往会问，为什么创新药那么贵？为什么中国没有印度那样的仿制药？这些都不是一句话可以解答的，而是需要从研发、市场、政策、成本、专利保护等多方面去解析。

7月25日，贝达药业（300558，SZ）宣布抗癌药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再次降价，这是继去年进入医保后的第二次降价，而在这背后则是国产抗癌药研发从无人问津到百花齐放的剧变。对于备受关注的抗癌药价格问题，贝达药业方面认为，充分的市场竞争更有利于抗癌药降价。

贝达药业杭州总部 每经记者 谢欣 摄

抗癌药降价还需市场竞争

根据贝达药业公告，凯美纳价格由66.62元/片、1399元/盒调整为64.05元/片、1345.05元/盒。今年以来，我国陆续推出政策，促进抗癌药降价。贝达药业表示，针对经营环境的新变化，公司将继续加大埃克替尼学术推广力度，继续推进各地医保政策的落地衔接，实现埃克替尼销售新的增长。

据了解，凯美纳是我国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分子靶向抗癌药，主要适用于治疗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基因具有敏感突变的局部晚期或转移性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的一线治疗。

事实上，在2017年凯美纳进入医保目录后就已大幅降价54%。而在今年抗癌药价格问题备受关注，国家也通过“抗癌药零关税”、国家谈判等方式努力降低抗癌药价格。

除了高额的研发成本与研发风险外，贝达药业副总裁万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也是目前国内抗癌药价格高企的一个重要因素。

“目前国内医药市场上创新药大概只有5%，而这5%中又有90%是进口专利药，只有不到10%是我国的自主创新药。”万江介绍，一些适应症的药物缺乏充分的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通过国家谈判等方式，但在缺乏对应竞品做“筹码”的情况下，让一些国外抗癌药进行降价显然存在难度。

凯美纳就是一个鲜活的印证。在2011年凯美纳上市之前，国内治疗肺癌的药物主要是阿斯利康的易瑞沙与罗氏制药的特罗凯，而在凯美纳上市的国家谈判中，上述三款药物均入选谈判品种，最后除了凯美纳大幅降价外，易瑞沙也大幅降价55%，而特罗凯则在三选二选价格最优的国家谈判中出局，这也使得其失去了不少市场份额。此后，罗氏制药宣布特罗凯主动宣布降价30%。

“有了竞争才会降价，如果没有竞争机制的话，很难通过单靠国家谈判的方式进行降价。”万江认为。

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博士向记者介绍，虽然凯美纳在中位存活期上要比对照药物表现更好，但在当初上市定价时并没有把价格定得更高，而是比对照药低40%，并且在服用6个月后病人就可享受终身免费用药，在2017年申请后期免费服用凯美纳的人数达到了12828人，在2017年进入医保目录后，浙江一些地区的患者每月用药只需不到1000元。

伴随着国内的新药研发热，几年后也许能看到更多的抗癌药降价。“以后肯定是要以创新药为主，但专利到期以后我们也要鼓励仿制。”丁列明认为，我国医药工业应当“两条腿走路”，“我们要鼓励仿制但不是强行仿制，要经过一致性评价，这样到了几个上可以更便宜，要保证质量也要让老百姓受惠。”

国产抗癌药研发之路漫漫

作为我国第一个小分子抗癌靶向药盐酸埃克替尼（凯美纳）的主要研发者之一，贝达药业董事长丁列明博士从2002年回国研发，到2011年凯美纳成功上市，贝达药业也从当年不被看好的小研发企业成功上市。对于我国新药研发以及药品价格等问题，丁列明有着自己的看法。

在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程勇因为贩卖印度仿制药而被捕入狱，而不为大众所知的是，在国内也曾有一位海归博士私自仿制仍在专利保护期的国外药品被捕。

“大概是在2007年的时候，有新闻说杭州一个姓丁的医药公司老总，做假的抗癌药被抓了，因为背景资料和我很像，年龄也和我一样，所以很多朋友来问是不是我。”丁列明回忆起往事。

公开信息显示，2008年下半年至去年11月，海归博士丁佳逸在未取得药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情况下生产ELOTI（埃罗体）、EMATI（依玛体）、SORENIC（索伦尼克）等抗癌药，涉案金3000多万元，此后因涉嫌非法经营罪而被起诉。

与丁佳逸不同的是，另一位丁博士——丁列明，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回国独立研发创新药。

“当时这个药在国内是空白领域，能做出来就能填补一个空白，也有一些支持，而我如果在美国做，大不了是锦上添花，因为美国不缺这样的产品，而且我最多也就是做到某一阶段了然后被大公司买走，不可能达到我今天这样。”丁列明这样讲述自己当年回国的选择。

在贝达药业杭州研发中心，进门大厅的天花板上悬挂着埃克替尼分子式形状的吊灯，这一创意来源于丁列明本人，象征着对创新、对知识的仰望。但事实上，当年丁列明和他的团队被人称作“傻子”、“疯子”，在那个年代，几个海归博士居然想自己研发创新药，是近乎天方夜谭的事情。

当时国内对创新药的热情今非昔比，丁列明和他的团队在技术与资金上都曾遇到过很多困难。做细胞培养的裸鼠需要无菌环境，但实验室条件有限，早期曾数次出现裸鼠死亡实验不得不重头来过的情况，在化合物的合成水平上也曾几次遇挫。

而他最艰难的时候是在2008年，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那年贝达药业已经欠着银行3000万元的贷款，还急需5000万元资金进行三期临床试验，几位创始人想方设法还上了银行利息，但三期临床依然无法启动。由于回报期长等原因，也没有资本愿意在此时进行投资，万般无奈至极，丁列明向杭州市余杭区政府写了一个报告，最终余杭区政府出资1500万给贝达药业买来了对照药物易瑞沙，埃克替尼的三期临床试验才得以继续下去。

而现在行业与资本对于新药研发的热追无需多言。有数据显示，在2017年，国内至少有28家医药生物公司获得投资，总金额超过9.3亿美元，上市融资的渠道也已打通，百济神州、信达生物、歌礼制药等也走向上市。

但丁列明也不忘对当前的“创新药热”提示风险：“可能有一些泡沫和风险，现在大家热情高涨，但是研发有风险，产品做出来了也可能在市场上无法实现价值，比如国内在做PD-1项目的可能有300家公司。”一个生动的例子是，曾有一位海归博士在苏州做出了一款乙肝药物，但最终这款药物并未取得预期的市场效果，每年的销售仅有200多万元。

尽管不忘“泼冷水”，但丁列明依然对我国创新药研发的未来充满信心。“从现阶段来讲，我想me-too这个突破是个途径，当然me-better更好。但是first-class对中国来讲的确其实要做到很难，当然我们逐步可能要做一些原始的创新，从me-too到me-better再到first-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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