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行市盈率控制在23倍，一时一地解决了新股发行定价过高的问题，但系统性的成本也极其高昂。所有公司均以类似的估值IPO，带来了至少以下问题：

一是价格信号缺失，类如黄金和黑铁同价，使得市场主体短期内无法为好公司“投票”和“称重”，不管公司的个体差异多大、质地优劣与否，从市场拿到的价格（估值）一概相同，配置给黄金的资源少了，配置给黑铁的资源多了，这就弱化了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

二是风险偏好扭曲，一级市场彻底演变为无风险市场，大量市场主体以“买彩票”的心态申购新股，并在新股上市后的连续涨停中演绎泡沫，恶化了供求关系。这导致一级市场越来越不关心企业基本面，二级市场上市初期则几乎全部经历脱离基本面的连续炒作，新股发售和新股上市越来越成为投机博傻的过程。

三是市场主体能力退化，投资者不能有效区分企业质地，发行人没有动力争取更好的价格，中介机构和询价对象的价值发现、风险定价能力严重萎缩。

从事后看，一个有效的市场，应该通过充分的博弈，通过赚钱的奖励和亏损的惩罚，为好企业配置更多资源，为不同风险偏好的资金找到栖身之所，让不同的主体各安其位，从而在发挥市场效率的基础上，更有力地支持实体经济。在价格信号缺失、风险偏好扭曲、主体能力退化的条件下，这个目的很难达到。

实践说明，通过发行市盈率管制的方法，孤立地解决新股发行定价“三高”问题，整个市场的效率会降低，能力会下降，经济和市场总体付出的代价会更大——人们已经逐渐意识到，相比“三高”所体现的成本而言，管制发行价格的成本明显更高。而这就是此次改革要针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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