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要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要坚持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般的竞争性领域，国有资本要尽量有所不为，该退出就退出，以便非国有资本的进入畅通无阻。当然，国有资本的退出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这一领域中国有资本的退出是恢复国有资本的本性，即排他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只要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且能使资本增值，国有资本也可以随时进入任何领域。

第二方面，真正实现由政府的企业到市场的企业的转变。

改革开放之前，可以说中国只有工厂和商店而没有企业。因为企业的本质特征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国家计划统一确定，各种生产资料都由国家统一调拨，产品由国家统购统销。工厂和商店只是执行计划，没有任何自主权，职工不管盈亏报酬都一样。中国的工商业改革之初，主要是汲取农村的改革经验，从承包租赁、抓大放小，到政企分开这样一个逐步放权让利的过程，特别是股份制的实施才使其具备了企业的雏形。之所以还不能称为完备的企业，那是因为国有企业既享有在资源占有、资金使用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特殊待遇，又承担着抗灾救灾、扶边济贫、维稳保增等方面的特殊责任。

综上所述，我们的国有企业一方面享受着本不该享受的优惠，另一方面又承担着本不该承担的责任。享受特殊优惠，从长远看对企业的成长绝不是一件好事，由于缺乏困难环境中的考验，所以很难在激烈的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同时，这对于非国有企业来说也是极其不公平的，这必将严重地挤压到非国有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样，另外增加企业的负担对国有企业也是不公平的，老是负重前行肯定也会影响企业健康成长。因此，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彻底清除所有制歧视，让中国经济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实现国有企业由政府的企业到市场的企业转变的时候了。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商学院、数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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