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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税款追征期的截止时间,增强税收法律的确定性

2019-01-07 09:25:27    澎湃新闻  参与评论()人

税款追征期从其性质而言,属于时效制度的法律范畴。时效制度作为一种普遍而又基础的法律制度,存在于民事、刑事、行政等各个法律领域。与民事时效的客体——民事请求权相比,由于税款追征期的客体——税款追征权与刑事和行政责任追究权更为相似,都具有强制性、权力客体的待确定性和待调查性,以及权力机关的主动适用性的这些特点。因此,建议在对追征期制度加以完善时,参考适用行政处罚与刑事追究时效制度的相关规定。而在行政处罚时效制度与刑事追究时效制度的参考适用上,由于税收征管法与行政处罚法同属行政法范畴,是同一部门法中的两部单行法律,具有相同的法律价值取向,且由于《税收征管法》中同样有关于税务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规定,若两者在计算追究时效的截止时间上不具有同一性,则会造成同一税收违法事实在税务处理和税务处罚上追究时效不一致的现象,既不利于纳税人理解税法,也不利于维护税法的统一。因此,建议优先参照适用行政处罚法中关于追究时效截止时间的规定,在行政处罚法规定不明的情况下,再参照适用刑事追究时效的相关规定。

鉴于我国行政处罚法是以“发现”行政违法行为作为行政处罚追究时效的截止时间,因此,建议对《税收征管法》进行修订时,税款追征期的截止时间也以税务机关“发现”税收违法行为为截点。但目前实务中,对何为“发现”,有着不同的观点和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以税务稽查案件立案之日作为税收违法行为“发现”之日。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对“发现”进行了扩大解释。因为税务稽查案件的立案检查,并不都是以纳税人存在税收违法行为为前提的,如果以立案作为发现之日,那么被税务机关认为可能存在税收违法行为的纳税人均属于税收违法纳税人,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且这种观点过于忽视对纳税人应有权利的保障,与税款追征期的立法目的不符。另一种观点认为,应以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出具日期作为发现之日。其理由是,只有税务机关出具了税务处理决定书,才能最终确定纳税人不缴或少缴税款的具体数额,权利义务关系才能最终确定。但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则是对“发现”进行了缩限解释。其观点的由来是将税款追征期参照民事诉讼时效期间加以适用的,忽略了民事请求权在时效期间具有相对确定性,不需要权利请求人再进行调查取证。而税收违法案件与刑事案件和行政处罚案件一样,违法行为具有待调查性和待确定性,需要权力行使机关去主动发现并明确追责权的责任与义务。调查取证是一个过程性行为,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如果不将这种调查取证的时间计入追征时效期间,则与追诉的本意相违背。这种做法实际是将调查取证期间的时效利益全部归属于税收违法行为人,破坏了时效期间利益双方的平衡关系,也是对合法纳税人公平纳税权利的一种侵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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