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2-27 09:50:38    澎湃新闻  参与评论()人

经济也嵌入在政治结构当中。政治结构其实就是一组规则。一个社会为何需要规则？以及规则是如何产生与演变的？我当时非常好奇，通过阅读 詹姆斯·M.布坎南的《民主财政论》以及 布坎南与戈登·塔洛克合著的《同意的计算》等著作，慢慢理解了规则的意义。在布坎南看来，社会中的规则可以分为基本规则和具体规则，基本规则涉及所有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具体规则涉及部分人的利益。给定这个条件，基本规则的形成就需要所有社会成员的一致同意，而具体规则仅仅需要不同形式的多数表决机制。布坎南特别重视一致同意标准，把该标准视为正义标准，等同于 罗尔斯《正义论》里阐述的正义原则。而布坎南的分析起点恰恰是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演变而来的“不确定之幕”。布坎南把一致同意原则引入到公共财政领域，赋予了公共财政的政治属性，从而公共财政作为一种规则需要经过一致同意或者多数表决机制。在这种情况下，规则的选择和规则之下的选择（具体规则的选择）就被区分开来，从而类似法治社会这种基本规则范畴既是所有社会成员行为规范所需，也是所有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结果，进而也就获得了正义层面的正当理由。一个有趣的关注点是，一致同意原则下伴随着不参与的权利，也就是说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都构成规则形成和演变的有效机制。

说到政治，就不得不提及 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钱穆先生并非经济学家，当然不会去对中国传统政治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但他是一个杰出的史学家，从史学视角剖析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制度，饶有趣味。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讲稿汇编，称不上体系化，也谈不上理论逻辑的完整性，但对一些核心问题给出了简明扼要的回答，且非常有见地。印象较深的是，该书强调传统的政治制度有得有失，这和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契合度有关，如果契合度较好，则会呈现出繁荣；如果契合度较差，则会体现为王朝衰败。这个解释非常接近 道格拉斯·C﹒诺斯所强调的制度适应性观点，在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以及 《理解经济变迁过程》等著作中，诺斯强调制度的适应性效率，即在诺斯看来，很多时候制度无所谓好坏，而在于和当时的情景是否契合。有些从现在看似坏的制度可能在当时特定的情形下是有适应性效率的。钱穆显然也是这么认为。传统政治体系中的结构和制衡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明显的差别，而这差别恰恰反映了一种类似的适应性调整。于是钱穆推演到，即便一种好的制度引入进来，如果不能和本地的传统做很好的结合，也是不能发挥作用的。钱穆在书中具体讨论了汉唐宋明清五代政治制度的具体得失，时至今日，读来仍振聋发聩。

如果说对制度的集中关注是出于改革开放的特定成长环境，那么在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逐步开始关注社会心理。一个关键的原因是，转型时期一个好的制度设计可能并不能得到好的落实，理论上看似可实施的制度可能是有重大缺陷的，而这个缺陷就在于没有充分考虑人的心理。心理多重要？制度的演变或者设计都在不同程度上依赖理性的假定。而假如理性非常有限，或者说甚至出现了非理性，就可能会导致情绪主导的社会行为，这对于我们这代人都是有记忆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心理因素的意义完全是被动地应对心理学家的挑战。 丹尼尔·卡尼曼 、保罗·斯洛维奇、阿莫斯·特沃斯基编的论文集《不确定状况下的判断：启发式和偏差》，记录了心理学家对人的认知的研究。简而言之，人在决策和判断时并非像理性经济人那样，而是依赖启发式和框架，反映出人的认知局限。这些认知局限会体现在很多具体方面，心理学家通过心理学实验来论证和揭示这些局限。经济学家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无论是哪种情形，本质上都是应对心理学家的挑战。 科林·凯莫勒的《行为博弈》把经济学家的应对性研究记述了下来。在这本著作中，凯莫勒承认，一种基于认知科学和经济学交叉研究的新的经济学理论成长起来了，这就是最新的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大量实验室实验和实地实验研究发现，人的经济行为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自利性和社会性两个方面，这个社会性被称作“社会偏好”，比如利他、互惠和公平等。社会偏好的揭示等于承认了人除了理智的另一面，那就是情感。由此，经济学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而围绕这个新的理论所形成的新的政策设计理念——助推——也日益成为现代社会公共政策设计的重要依据。在我们不断转型的未来，也将看到各种助推政策，这是经济学可以带给社会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