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乡村银行的日子也着实不好过。从1921年到1929年，乡村银行的活期存款总额占全国的存款总额的比重从34.2%下降到31.4%，乡村的凋敝令存款越来越少，存款的利息也不断上升，贷款的利息也不得不上升。并且，放出去的贷款经常因为农场破产而成为呆坏账，最终银行也会破产。

在咆哮的二十年代，当东西海岸城市的银行坐收房地产和股票繁荣所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乡村银行却平均每年破产五百多家。

尽管1923年通过的《农业信贷法令》允许每个联邦土地银行可以成立一个联邦中间贷款银行，并且可以发放十倍于资本金的债券，还可以经营以土地为担保的长期债券。但这一系列措施都没有能够改善农业的整体状况。

对银行来说，与其将贷款放给农场主还不如放贷给股票经纪人或者房地产开发商，因为他们可以支付更高的利息。很多联邦政府或州政府担保的农业信贷在金融体系里面转了个弯流入了那些繁荣的行业，最终为此后股票和房地产领域的泡沫膨胀埋下了祸根。

持续的隐患

农业衰败的这股“暗流”在不断地涌动，系统性风险的诸项因素在不断积聚。

一方面，农产品和副食品的价格迟迟难以提高。另一方面，农业流失的人口建立起来城市周边的大面积贫民区，也为工商业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后备军，工业品的价格也相对低廉。两者合流形成了一种通货紧缩的力量，与信贷泡沫所推动的通货膨胀相互抵消。

结果是，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二十年代，在货币不断膨胀的时期却有着相对稳定的物价，通货膨胀始终没有发生。物价的稳定造成一种错觉，无法提供给货币当局必要的警示信号，导致对信贷监管的放松。

此外，农业信贷向消费信贷、房地产信贷和股票信贷的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这些领域的虚假繁荣，令产业结构和区域之间的失衡不断加剧。新英格兰州、南方各州、中西部农业州的经济低迷，与大西洋沿岸各州、东北部工业区和太平洋沿岸各州的繁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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