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集镇赴虎丘做婚纱的元老之一许昌应（黄宇摄）

未来可期不可测

本刊记者造访徐东的作坊时，他正忙着找人修理堵住的排水管。镇上的泥泞也源于全镇更换排水管道，这是婚纱企业搬来后的配套设施升级。徐东自小也没见过镇里如此热闹。

丁集镇出了主街就是农村，是当地的水稻重镇。原先年轻人外出打工，镇子更像个大集市，主街上零星的建材店、饭馆，补充村里老人的日常需求。婚纱企业搬回来，小镇上往来的人多了一倍有余，周边农村被带动起来。“以前蔬菜种多了没人吃，农村的地荒着。商户多了以后，村民重新种地，拿菜到镇上卖。”张文武整日忙着扶贫，“镇里的婚纱作坊工人的工资一个月七八千，村里人干上半个月就脱贫了。而村里老人以前就聚在一起打牌，现在偶有婚纱厂找到老家人帮着穿婚纱上的珠子，老太太都抢着做，抢到活儿的还要给介绍人提成。婚纱企业回来后，外包的活儿家家有份，一天最多能挣四五十。”

在当地政府看来，像原本便两条腿走路的徐东那样，在虎丘、丁集都有规模不小的加工作坊的人毕竟是少数。方兴未艾的婚纱小镇能让产业链条运转起来，最根本的依托是电商。十余个快递点和四个仓储中心扎进小镇的每条街道，每个快递点都堆满货物。实际上，500余家婚纱企业中，近八成是小作坊结合电商的模式。

郑贤军是当地人树立的标杆。1997年，他14岁赴苏州打工，是拿着婚纱到全国各县市推广的“功臣”之一，也跻身最早做电商的婚纱商户之列。“2008年时，我是全国第七十几个注册电商的婚纱企业，想着尝试用网络让全国都能知道我的店。”与许昌应类似，郑贤军从2012年开始在丁集建厂。他如今有三栋楼，一栋自己做，剩下两栋出租，还直接做起物流的生意。“我在虎丘婚纱一条街上也有店面，‘3·31’整治后，我把它彻底关了，但生意完全没受影响，我今年仅‘双11’当天的订单便有400余单，每件衣服的利润平均有30%。”

但入行甚早的郑贤军有厂房和专业的网站、物流团队，定位中高档婚纱，同样依靠电商的小作坊难以企及。对婚纱的需求越来越精细、市场越来越规范化的情况下，电商不是救命稻草。电商在虎丘养活了民居深处的小作坊，把更多人拉进来的同时，也加剧了小作坊模式的隐患，同样的模式在丁集也将走同样的路。

“中小企业要从低档婚纱的窠臼里跳出来，才能获得更多利润，以往提升制作工艺的方式是慢工出细活。制作低档婚纱时，手工排花，车工车一下便发货了，而高档婚纱从选料到剪裁、到车缝都有讲究。熟练工至关重要。”林坤在虎丘整治之后，也把加工厂搬回镇里。街边婚纱加工作坊外都贴满招工的启示，而更令他整日焦头烂额的是工人的素质。“以前镇上人少，工人够用，现在家家招不到工。用人稀缺，工资与虎丘持平，素质却远不如苏州。虎丘的工人能踏踏实实干一天，镇里的工人却时不时要回家，家中来亲戚就要请假。”

原本的升级模式难以为继，林坤应用了全新的途径。一年多前，他转入单件批发千元以上的高档市场。那时他引进三台机械化仪器到自家厂里，用电脑排版，机器裁衣、缝珠，尝试了一把生产流程上的产业升级。“一两万一台的机器不贵，但这样生产出来的衣服，有不同规格的标准板型，而且只要一个点位上定了圆珠，生产出来的1000件衣服都能保证完全一样。”林坤生产出的标准化产品，使他能够在虎丘安全整治后，把实体店从婚纱一条街搬到虎丘婚纱城的大楼里，面向零售。“更为重要的是，用机械制造出来的婚纱，成本比手工制作的成本低了30%，我做一件婚纱需要500元，他们就要700元。”

“辅料的绣花工艺在20多年前就是机器标准化生产，难道婚纱就不可以吗？”林坤虽是丁集人，但他更佩服东北企业等“后起之秀”，他们一开始便在厂房里规模化生产，在丁集的中小企业举步维艰时，年产值上亿元。林坤在那些大厂里见到婚纱业最先进的自动裁床，却仍不满足。他发给我一个视频，一辆类似大客车的西服定制车里，客人穿上紧身衣扫描一下，服装厂里便几乎同步生成了量身定制的板型。最熟练的制板工一天的工作量简化为20秒。“只要是衣服，板型就是生命，婚纱业一定会走服装业的路。”

那是长久的愿景，林坤目前正在微信群里谋划小商户合伙，他不愿放弃苏州市场，也深知中小企业无力单独承包厂房、购买设备，希望小企业整合为大企业，合力经营，帮助婚纱产业进入智能化生产模式。而丁集镇也深知小作坊的弊端，在产业园里规划集中的加工区、仓储区和展示中心。自吴娥来到丁集，便立刻认购了未来在丁集镇婚纱产业园100平方米的厂房。但面对目前厂址上的荒地，她仍在观望。

（文中吴娥、徐东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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