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积极财政政策置于上述的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之中，可以肯定地讲，虽然概念依旧，表述无异，但同样的概念和同样的表述之下，蕴含着不一样的内涵，深藏着不一样的行动路线。

大不同于以往的减税降费

与高速增长阶段致力于财政扩张的减税降费大不相同，当下中国实施的减税降费，主要着眼于降成本而非扩需求，主要着力于供给侧而非需求侧。

以降成本为主要目标，特别是为实体经济降成本，减税降费所聚焦的对象，便主要是企业。因而，减税降费是结构性的而非总量性的——有明确的操作指向而非不分青红皂白地减和降。

以供给侧为主要着力点，减税降费的操作，便要落实于企业成本的实质性而非名义上的下降，便须体现为政府对资源配置权的实质性而非名义上的让渡。因而，减税降费之后的财政收入亏空，要通过政府支出的同步削减来“对冲”而非以增列赤字、增发国债的办法来“埋单”，实现节用裕民。

以降成本和供给侧为主要目标和着力点，减税降费的实质，便系结构性改革而非总量性调节。其主要的推动力量，便系改革性行动而非政策性安排。因而，减税降费须同税费制度的改革结合起来，循着税费制度改革的方向展开而非另辟新径，重起炉灶。

这启示我们，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固然要进一步加快减税降费步伐，但不可偏离降成本、供给侧和靠改革这一高质量发展阶段实施减税降费的基本行动路线。不仅扩需求须同降成本巧妙对接，在降成本的基础上进行，不能顾此失彼，造成重心偏离。而且针对需求侧的操作，须同削减政府支出相挂钩，不能以加大企业未来的负担为代价而寻求需求总量的短期提升。同时须注意将操作的基点放在税费制度改革上，既不能满足于政策调整，搞无明确指向的总量性减税降费，也不能以政策调整代替税费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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