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Q1以来，上述矛盾正在加速显现。一方面，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多次突破3%。另一方面，期限利差却总体处于收窄趋势。这表明，目标一的完成进度远快于目标二。受此影响，美联储数据显示[2]，以2018Q1为转折点，美联储表内证券资产进入浮亏状态，且浮亏程度不断扩大（详见附图）。放眼长远，这将造成内外两大政策矛盾。内部来看，随着政策成本的骤升，美联储主动卖出表内证券的空间将收窄，从而导致收益率曲线的形状不能及时修复，造成新的经济结构性扭曲。从外部来看，根据《联邦储备法》规定，美联储需将每年盈余调拨给美国财政部，作为向纳税人支付的美元利息。2016-2017年，美联储对财政部的支付已经逐年下降。如果未来美联储由盈转亏，就不得不延缓对财政部的支付。正如我们此前研究所述，作为民粹强权政治的代表，特朗普政府将对美联储“极限施压”。而支付的延误则会为特朗普提供“弹药”，加剧其对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干预。有鉴于此，在加息迅速推进的环境下，美联储必须放缓缩表进程，避免上述两个目标之间的脱节，以化解内外部政策矛盾。

因素三：构建下行风险的“缓冲垫”。虽然目前美国经济正处于阶段性高位，但是从长远来看，未来的下行风险正在上升。一方面，在赤字财政的短期刺激消退后，美国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根据本次议息会议的预测，以及OECD和CBO的最新预测[3] [4]，2019年美国经济增速将高位回落，下滑0.2-0.7个百分点。另一方面，贸易摩擦的成本亦将渐次显现。虽然在一对一的贸易摩擦中，美国较对手占据优势，但是由于美国多线出击，成为全球贸易摩擦成本的汇集中心，贸易替代空间狭小，因此难以摆脱负向冲击。IMF报告显示[5]，从累积影响来看，美国因加征关税所付出的政策成本可能高于其他经济体。有鉴于此，美联储有望双管齐下，增强风险缓冲垫。一是坚持加速加息，不仅有利于避免经济过热和通胀过快上行，维护经济长期动力，亦有助于推动政策利率远离流动性陷阱，未来一旦发生经济风险，即可进行充分有力的降息加以纾解。二是继续延缓缩表，以保持长端的流动性充足，稳定市场预期，尤其是支撑实体经济的长期投资和消费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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