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撞机：美国的伤疤

大型对撞机可谓是NSF的一个伤疤，这也是杨振宁曾列出的第一条反对理由：1989 年美国开始建造当时世界最大的超导超级对撞机（SSC），预算开始预估为30亿美元，后来数次增加，达到80亿美元，引起众多反对声音。再加上1992年政府换届，克林顿大刀阔斧地削减财政开支，国会最终痛苦地终止了此计划。

坊间对此有一些广为流传的笑话，“美国政府花了几个亿挖了个坑，又花了几个坑把坑填平。”项目的实际损失接近30亿美元。

克拉克·库珀（Clark Cooper）是NSF数学和物理科学委员会的官员，他认为，SSC这个例子最不幸之处就是前期投入了太多：“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这种规模的项目在开始前就要先考虑整个生命周期。”

具体到中国这个例子，库珀给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这个对撞机必须在科学上有所增益，而非仅仅是重复现有的。因此，决策者要被充分告知现有的科学情况。

第二，这个对撞机必须充分国际化，像现有的国际大型联合装置一样开放给外国科学家。

库珀观察到了近几年中国在科研投入上的强势，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在提高。他相信：“中国的科研发展态势是积极的，如果保持下去，国际参与度一定会提高。但知识产权方面还有一些顾虑，可能对中美科研合作产生阻力。”

针对一些民众排斥在理论研究上的大量投入，呼吁把建设大型对撞机的经费应用于教育、医疗和改善生态环境，库珀介绍道，NSF也经常需要艰难地取得平衡。清洁产业、医疗、科技，都是有竞争力的国家需求。为了做出最科学的决定，NSF在决策过程中会安排社会中尽量多领域的人都参与讨论，帮助分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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