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拾次贷危机｜中国的反危机历程：从率先复苏到维护金融安全(3)

以上就是本次危机以来，中国金融嬗变的大致逻辑，归纳起来就是中国当前金融活动的频繁和扩容，已经超出了经济运行本身之所需。也正是对此认识的不断清晰，围绕金融安全目标下的金融去杠杆进程开始加快推进。

3.“金融去杠杆”的经济学逻辑

商业银行体系提供给非银金融机构的融资规模从2005年底的逾1万亿元，迅速扩张至2016年已超过26.5万亿元，占商业银行总资产比重接近12%。

针对越滚越大的潜在金融风险，实体去杠杆，金融去杠杆的思路逐渐明确，但由于一些经济学逻辑上的误识，致使其实施过程效果不佳，尤其是中央银行宏观意图始终难以在金融领域完全实现。

自中央银行制度创立以来，虽然各国中央银行基本职能的表述有所差异，其运行机制也不尽相同，但营造宏观经济运行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维护金融稳定均被视作是各国央行最主要的职责。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则是现代信用货币运行机制下，各央行通过各种政策工具，根据需要进行的货币弹性调控。例如，经济过热时，通过紧缩的货币政策来收紧货币环境；经济低迷时，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来宽松货币环境，其中紧缩和扩张均可依靠数量手段或价格手段，或是综合两者来实现。

从结果而言，如果央行始终能够按照意愿（当然这种意愿是中央银行家对经济运行进行理性分析判断后形成的，即意愿形成的背后有一套严密和科学的运行机制做支撑），主动掌握和调控该经济体的货币弹性，那么货币调控的效率就会很高。但在实际调控过程中，中央银行的决策，还可能会被外因所侵扰，这些外因既可能来自内部政治需要，也可能来自外部市场变化的外溢等，由此形成的货币弹性决定就会产生一系列不好的副产品，例如：通货膨胀、债务危机、资产泡沫以及商业金融机构潜在风险等，这些副产品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纠正，那么必定会伤害各个经济部类经济利益应有的分配秩序，进而最终对经济运行整体效率造成伤害。

从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来看，对于近年来的中国央行而言，如何主动掌控货币弹性始终是个技术性难题。例如，在2014年之前，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内生性很强，货币供给内生于外汇占款的增减，央行对货币弹性的掌控，只能依靠各种数量型工具对冲外汇占款（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曾一度被提高到21.5%），甚至恢复了信贷额度管理工具（沿用至今），即便如此，央行的资产规模还是由2004年的7.9万亿元升至2014年的34万亿元，而且该时期货币弹性的适宜度始终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