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证券高占军：中国的债市杠杆率被误读(3)

“现在非银行类的金融机构融资非常的困难，而且成本很高。”高占军说，在极端的时候，市场的平均水平超出了两三个百分点，而这只是平均水平，那么有的机构在拿钱的时候一定会比这个水平高出很多。

第二大风险是信用风险。“中国最近这几年的信用事件增加得越来越多，从2013年开始，这一波信用风险的暴露和持续的时间比较久，而且扩散得比较快。”高占军分析，从违约金额看，两年前是13亿，现在是400多亿;以前只有公募债违约，现在公募债、私募债都出现违约;以前没有国企违约，现在地方国企和中央国企都违约，同时所有的债券品种都开始违约。

第三大风险是溢出风险，即债券市场的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交易风险、信用风险集中爆发时，到一定程度后，可能会向上、向外溢出到其他的金融部门，甚至是波及到股票市场、外汇市场，还有其他的金融市场，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溢出风险。

“2016年12月份的时候，我们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溢出风险的影子。”高占军分析，2016年12月份这个时点有很多事件同时爆发，包括货币政策从紧、物价水平上升、房地产风险开始出现、信用利差比较窄，以及美联储加息，多重因素共振。能够看到12月份无论国债期货还是中债指数都呈现一个极大的“下冲”，股市、大宗商品和汇率也出现了某种扰动。

他判断，不能排除中国债券市场发生溢出风险的可能性,并且其概率正在增加。

化解风险的四个建议

“2014年前后，我们对影子银行有很多监管措施出台，事后看数据，效果确实非常明显。但是2015年，大家好像就把这件事忘记了。所以2015年、2016年，这些数据又超预期地在往上走。”高占军举例说，这提醒我们，第一，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长效机制，树立标准、建立制度，同时发挥市场的力量，否则后遗症不断。

第二个建议是完善违约处置机制，其中特别关注国有企业的风险化解。在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后，高占军发现，在发生违约时间时，国有企业的腾挪的余地比民营企业腾挪的余地和主动性要弱很多，民营企业在发生违约的时候都在主动的解决，而且解决问题的方案多种多样，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