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没有书生气，会有更文明的中国？(5)

和今天中国相当多富豪“言而无文，惟利而已”、“财富先于文化”不同，张謇、范旭东那代人，办企业的第一目的并不是为了赚钱，可以说都是带着书生情怀踏入商海。范旭东曾说：“我们办实业的人，要具有世界的眼光和为人类服务的精神，我们为救国家的危亡而办实业，在环境许可之下，不问事业的大小，努力地往前干去。”张謇办企业时已43岁，翁同龢给他创办的大生公司题字，叫“机杼之发动乎天地”。作为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张謇经商的动机是“中国须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他曾这样自述心路历程，“张謇农家而寒士也，自少不喜见富贵人，然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反复推究，乃决定捐弃所持，舍身喂虎。认定吾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庶愿可达而守不丧。自计既决，遂无反顾”。现在看，这种轻商贱富的思想并不正确，但张謇身上那种不为私利而为天下大计的决绝，还是让人动容不已。

今天中国很多学者教授像生意人，张謇一代的商人则像书生。经商成功后，张謇把积累的财富几乎全用于教育和家乡建设，20多年用在公共事业上的工资、分红有150多万两，加上一起办企业的哥哥所捐，超过300万两。在他的倡导和推动，家乡南通建设成了一个带有自治性质、非常现代化的模范城市。而张謇自己每餐就是一荤一素一汤，没有特别的客人不杀鸡鸭。他应邀去日本考察，买三等舱客票，最便宜，因为“三等舱位有我中国工、农、商界有志之士。一路与他们叙谈振兴实业之大事，乃极好良机，求之不得”。

像张謇这样“文化先于财富”的企业家，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能在报纸举行的“成功人物民意测验”中，成为“最景仰之人物”。而环顾今天不少首富，都像是石破天惊冒出来的“齐天大圣”，似乎不需要文化传承，他们的人生价值就是富豪榜上的排名。

书生气有助社会进步

我相信，有更多书生气，社会也会更和谐进步。

研究中国历史上国家治理的学者大都认可，基层的士绅阶层对维系社会和政权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受过圣贤之道教育，参与过科举，可能是读书人、私塾老师、宗族里受尊敬的人等。用费孝通的话，他们是“沟通政府和民众的枢纽”。以中国之大，全由官府去治理社会的角角落落，成本之高难以承受。从宋到清，中国人口不断增加，官僚数量的增幅则不大，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宗族与士绅在基层承担了“扶济族众、化解纠纷、教化子弟”等责任，“把原归官吏处理的部分职责揽纳过去，大大节省了行政治理的成本，延缓了官方严刑峻法对乡村的渗透范围和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