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没有书生气，会有更文明的中国？

《人民的名义》中几次讲到“书生气”，均偏贬义。教书匠出生的高老师听别人说他书生气，就怒，“我都离开学校20多年了，早没书生气了”。似乎，有书生气就不适合走仕途，搞政治。高书记接人待物很儒雅，但除了职业化的微笑，他离教书育人、传道授业的价值偏得已不可以道里计。

几乎所有贪腐官员都是高学历、高权力和低情操、低道德的混合体。这当然和缺乏监督的体制高度有关，但如果他们身上多一些有一说一、正直独立、尊重科学而非趋炎附势、泯灭是非、丧失底线的书生气，是不是至少可以做到夜夜安枕?

我们可能是世界上少见的一个国度，一方面高度强调读书和读书人的价值，一方面又会习惯性地嘲笑、周期性地惩罚读书人。这两面实际是相关的，就是把读书完全工具化、功利化、经世致用化。如果有助于功利目标的实现，则“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如果靠满腹诗书、书生意气实现不了功利目标，则“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

在社会上，书生气的贬义，大体来自“书呆子”、“迂夫子”、“腐儒”、“学究”、“傻气”，和不明利害、不懂变通、不通人情世故、知书不知人是同一意思。读书人“食而不化”是有的，但绝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之所以被贬低，是书本上学到的“应然之理”敌不过现实中的“实然之力”，而他们还要“一根筋”、“认死理”、“眼中不揉沙子”，挡人家的道，拆人家的台，于是便被“污名化”、酸腐化。

读书的目的是什么?

从知识分子立场来说，读书的目的并不是功名利禄。胡适说过三方面的理由：第一，读书是接受人类的知识遗产，在这基础之上建立更高深更伟大的知识;第二，读书是为了多读书，读更多的书;第三，读书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困难，应付环境，并可获得思想材料的来源。

流俗的看法，总是说读书人尚空谈，坐而论道，不了解实际，其实读书人的抬杠和固守己见，往往是因为他们亲自做了调查研究，尊重事实，见解独立，不肯昧着良心苟同与迎合。当年胡适跟大学生讲“学问”，说“注重观察事实与调查事实这是科学训练的第一步”，“自己去采集标本，自去观察调查，例如本地的人口、风俗、出产、植物、鸦片烟馆等项的调查——还要注重团体的互助，分工合作，做成有系统的报告”。受过科学训练的读书人，一般不会昧于事实发言。多少年来，我们看到的问题主要是，秉笔直书的东西常常被当成书生气，揣测迎合的东西却总是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