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朔：没有书生气，会有更文明的中国？(3)

《人民的名义》中多次闪现检察官誓词。各行业的誓词就是标尺，镜子，行动指南。各行业分工不同，但所有誓词的精神是一致的，即现代文明中以人为本的价值观。

由以上这些梳理，如果我们把书生气界定为一种知识传承能力、为公共服务的理想和专业的精神与态度，则今天中国的行行业业，不是书生气太多，恰恰是太少。像1957年的黄万里那样，在三门峡工程即将动工时，舌战群儒七天，反复申述水库建成后很快将被泥沙淤积，因为黄河下游河床的造床质为沙土，即使水库放出的是清水，也会将河床中的沙土挟裹而下，因此“圣人出，黄河清”的说法毫无根据……像他这样的读书人，是多了还是少了?当年黄万里上书，说三门峡问题并无高深学问，而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我之外无其他人敢讲真话，“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类似这样的“黄万里之问”，今天在许多方面，比如吏治方面，仍可问出许多。

读书人心情舒畅，能充分发挥作用，方为国家民族之福。

书生气代代不绝

黄庭坚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理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亦言语无味。”这是书生气。

1923年，20岁的吴国桢从美国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后，申请到普林斯顿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教务长面试时看到一脸孩子气的他，说：“年轻人，你还没有成熟。”吴国桢答道：“先生，依照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成熟，本身就是一种不成熟。”他因此言立即被录取。这是书生气。

1929年，在哈佛大学读硕士的贺麟在日记里写：“以后务须随时随地牺牲一切保持自己的内心自由和self-respect(自尊心)，要无一时忘掉了以诚接物，更要无一时忘掉了求真理说真理的使命。”这是书生气。

蒋梦麟在怀念北大老校长蔡元培的文章中说，“先生日常性情温和，如冬日之可爱，无疾言厉色。处事接物，恬淡从容，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态度如一。但一遇大事，则刚强之性立见，发言作文不肯苟同。故先生之中庸，是白刃可蹈之中庸，而非无举刺之中庸。先生平时作文适如其人，平淡冲和。但一遇大事，则奇气立见。”这是书生气。而环顾今天的高校，校长院长，对上对下态度不一样是常态，遇到大事没有主见定见、但求唯上而无过是常态，他们知识很多，但书生气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