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花了15年，探寻中华文明的起源(4)

王巍：在中国大地上，是在大的文化共同体的区域当中，某一个区域或者某几个区域相继进入了文明阶段，就可称之为“中华文明”。

为什么我们不用“中国文明”?因为这个概念能够囊括的范围更小。比如说，良渚是中国吗?这个问题可能会在国内外引起争论。国外也有学者认为，三星堆也不是中国文化。当时还没有形成统一的王权国家，没有迈入王朝阶段。中国是什么时候有的?比如，现在我们争论的最早的中国，是陶寺遗址，还是二里头?我们可能无法认定，陶寺已经有广泛的文化影响力。所以，如果我们说最早的“中国”，或许就是二里头文化，就是黄河中游那一片区域。而在这之前，中国大地上的文明则被统称为“中华文明”。

第一财经：国外考古学界普遍采用的文明衡量标准是：冶金术、文字和城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基本结束之后，我们是否对这一标准提出一个“中国版”的修正和补充?

王巍：文明形成的标志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过研究，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些标准：农业与手工业的显著发展，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工;显著的阶层分化，高等级手工业制品的生产和分配为贵族所控制，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以及礼乐制度形成;出现了大量建筑和公共社会为主要标准的都邑性城市，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出现了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

第一财经：这些标准似乎更偏向对社会结构的描述，有别于西方对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强调。中西方之间，是否也有能够对应的部分?

王巍：这些标准是我们一步步归纳出来的。我们认为，文明是三层次的，分为物质层面、精神层面和制度层面。原来的三个标准是这三个层次的体现。冶金术实际上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但冶金术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唯一体现，在中国，琢玉技术高度发达，玉器也被作为生产工具的一种。文字是因为社会管理复杂化而诞生的工具，中国的礼器和宗教制度的发达也是精神生活进步的体现。物质层面是生产力的发展;精神层面包括宗教信仰和艺术;制度层面包括城市和手工业的专业化。良渚琢玉技术高度发达也是生产力发展的体现，虽然没有文字，但有很完备的宗教系统、信息传输系统、以及管理系统。良渚的权力中心管理的不仅仅一座规模巨大的城市，还有周围很大范围内的乡村。

第一财经:落实到考古实物上，社会分化我们可以从墓葬看到，宗教信仰可以在玉器和陶瓷上的纹样上看到。但从考古实物来看的话，“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如何显现?

王巍：王权的存在一定会使得社会严重分化。而且这种地位的差距不光是财富，而且是社会地位的不同。王权应该掌握宗教权力、军事权力以及城市管理权力。我们很关注在墓葬中能否发现能够代表社会身份的礼器，比如玉斧钺，还有显然没有实际用途的玉璧、玉琮。这些东西到了周代就是祭天的礼器，后代对这些东西有明显的传承。我们就认为，他们是掌握了宗教权力和军事权力。同时，良渚大城、水坝、莫角山堆筑土方量约为1200余万立方米，估算所需3600万人日工，或者1000人连续工作十年左右，还需要有更多人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能够动员如此庞大的人群去共同完成一个目标，这如果不是王权，是不太可能实现的。

“一定是从考古实物出发”

第一财经：历史学家安德烈.冈德.弗兰克，颠覆了沃勒斯坦以欧洲为中心论述世界体系的论点，提出“世界体系”不是500年，而是5000年。中国史前考古的过程中，我们是否发现了相关的物证可以证明这种交流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