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改革需要一代新人(4)

参与扶贫，为民营经济鼓与呼

《财经》：2003年，九届全国人大结束后，您转到了全国政协工作，先后担任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这十多年里，您主要关注什么问题？

厉以宁：主要也是两件事，扶贫和民营经济。

2003年7月起，我担任毕节试验区第四届专家顾问组组长，后来又担任总顾问。毕节试验区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 试验区，旨在挑战人口膨胀、生态恶化、经济贫困“三大难题”。十多年以来，我多次到毕节试验区考察、调研、讲学。为了提高毕节地区领导干部素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从2004年开始对毕节地区副县级以上干部进行培训，为毕节地区的改革提供人才支持。学院的许多教授、副教授都有去试验区讲课，同时我们也帮助当地建立了6所希望小学，同时联系了一批大企业安排新员工赴当地学习支援。

《财经》：毕节属于贫困山区，被联合国有关专家结论为“不具备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喀斯特地区，多年扶贫效果如何？

厉以宁：就是在这样的地区，毕节试验区探索出了人与资源、人与环境、人与自然相协调、和谐发展、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路子。毕节是贵州乃至中国西部类似地区的一个缩影，它的发展经验对其他贫困地区都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财经》：我注意到，在毕节扶贫中很注重发展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一些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民营经济的争论很多，例如民营企业家“原罪”论就曾经甚嚣尘上。

厉以宁：我到全国政协工作以后，就非常关注民营经济的发展。当时民企处在一个不公平的地位。比如民企跟国企间发生了债务纠纷，如果是国企欠民企钱没有还，这是商业纠纷；如果是民企欠国企钱没有还，这是侵吞国家资产，是有罪的。这就不公平了。

2003年下半年，我担任全国政协“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专题组”组长，带领调研组到辽宁、江苏、浙江、广东等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在准入领域、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遭遇到重重阻力。我们调研组拿出了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提出了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拓宽融资渠道、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等建议，上报国务院。一年多以后，2005年2月，国务院制定了“非公36条”，要求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