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改革需要一代新人(2)

人大的工作重点是立法。我参加了一些法律的审定，如《民办教育促进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也参与起草了多部法律，主要是《证券法》和《投资基金法》。

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同志提议制定《证券法》。他认为，《证券法》涉及面广泛，不宜由某一个部门主持起草，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中的专家主持起草。1992年成立全国人大《证券法》起草小组，我被任命为《证券法》起草小组组长。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后，我担任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继续负责《证券法》起草工作。《证券法》起草前后长达七年，最终在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第六次常委会会议上通过了。

《财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迅猛，问题迭出，亟须制定法律来调整市场主体关系、维护公平竞争。

厉以宁：是的，《证券法》的出台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件大事，标志着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是证券市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正因为它重要，涉及利益复杂，所以关注者非常多，争论也非常大，易稿不下数十次。从实施以来的情况看，证券法对于规范证券发行和交易行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当然，由于经济形势的变化，《证券法》后来有修改。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新中国第一部由全国人大组织专家起草的法律，在新中国的立法史上开启了先河。从那以后，人大的立法逐步从过去的部门立法转向有专家参与的立法，某些法律还是由专家组织起草的，这也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财经》：1999年全国人大开始起草投资基金法，起草组长也是由您担任的。

厉以宁：最初这个法律叫做《投资基金法》，包括证券投资基金和非证券投资基金。但是由于争议实在太大，后来决定先出台《证券投资基金法》，因为证券投资基金方面的争论比较少，非证券方面下一步再起草。《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由我来负责。初稿写成以后，受2001年前后股市惨跌的影响，人们怀疑出台这部法律对股市是否有利。我的回答是，有法可依当然比无法可依好，从长远来说肯定是有利的。经过几次审议，2003年10月28日，《证券投资基金法》最终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获得通过。这部法律的出台，有利于规范基金运作，促进基金业的快速健康发展，从而更好地促进证券市场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