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 改革需要一代新人(7)

两种转型的重叠，在世界上是没有先例的，也是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没有讨论过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一些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由于那里过去不曾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所以只出现发展转型，即从传统的农业社会逐步转向工业社会。

中国的双重转型，体制转型是关键。因为一旦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它对经济的控制肯定是经济和政治合一的，多年以来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支配着城乡居民的生活，也形成了一种习惯的舆论环境。因此，中国改革的难度非常大，绝非是一代人的事业。所以，我们既要看到改革的艰难，也要看到改革在不断进步，不要悲观。

《财经》：在您看来，现在中国改革的主要阻力是什么，中国改革急需在哪些方面有些突破？

厉以宁：利益集团和制度惯性是改革的两大拦路虎。

利益集团认为改革有损于他们的利益，因此有各种不同的反映。这就需要有政治勇气和智慧，以中国未来前景、中国未来发展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要因为一些利益集团的反对或者阻挠而停止改革。

制度惯性也叫“路径依赖”，老路走惯了，走新路总是觉得不合适。特别是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养成了强烈的“制度惯性”，怕困难，担心改革搞不好，总认为走老路是最保险的。老路里搞不出新东西来，必须摆脱路径依赖。

《财经》：今天改革的形势和30多年前不一样，比较容易改革的都已经改了，利益集团和路径依赖是“硬骨头”。

厉以宁：两个问题都需要在改革中解决。一方面，要有壮士断腕的手段和决心。另一方面，要在实践中培养一代新人。中国改革迫切需要一代新人。年轻人到基层去，边工作边学习，将来成为推动改革的主力军。

《财经》：从1840年以来，中国的几代知识分子都为建设现代文明的国家而奋斗，但迄今为止，在某些方面距离目标越来越近，在某些方面却还有距离。

厉以宁：改革是建设现代文明国家的必由之路，必须一步一步地推动，没有捷径可言。我在贵州毕节搞了15年，再加上以前的15年，30年了，毕节还没有完全脱贫。可见，改革是不容易的。我的理想是经世济民，社会繁荣百姓安居。 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骄傲，就是我们参加了改革，这是我自己可以得到安慰的。

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许多人经常处于观望的心理，认为个人力量也没那么大，只能跟着大家走。一代新人应该要义无反顾地投身改革。30年以后的中国什么样子，你能想象得到吗？我相信，那时距离我们的奋斗目标会更近，中国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