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集中力量办大事。

从力度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互为补充，广泛调动各经济主体的力量，共同突破经济发展的核心瓶颈。回顾历史，从宏观层面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到微观层面高铁网络、5G技术等战略支点的厚积薄发，均仰赖政府宏观政策、市场微观调节和各类型主体所形成的强大合力。

从韧性来看，不断改革的国企和国资成为经济运行中的压舱石，一方面削弱了市场逐利所催生的顺周期性和道德风险，另一方面则避免了西方民粹主义氛围下的政策短视性和投机性，因此经济建设能够在周期波动中坚守方向、久久为功。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全球治理经验表明，无论微观市场主体的信用看似多么牢固，都可能在市场情绪和流动性的骤变之下产生链式崩塌，引发系统性风险。因此，“大政府”所兼具的财政信用、货币信用和政策信誉，是危机中最后的，也是最可靠的防浪堤。

其二，攻坚克难突破藩篱。

全球经验表明，随着一国经济成果累积，各层次利益藩篱亦日渐固化，进而阻滞改革步伐、形成路径依赖，最终放大顺周期性。对中国而言，从能力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监管层进行长跨度、全局性统筹规划的职能得到增强，从而能够以时间换取空间、以增量盘活存量、以点带面、分步协调的方式，有效调节改革过程中不同部门、行业、区域的利益冲突，系统性地降低了破除藩篱的难度。从实践来看，国企国资改革、金融体系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住房机制改革等重大改革的经年深化，均以“破立结合”、“疏堵并举”的方式优化了利益分配，未来亦将为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注入新红利，夯实经济周期中的稳定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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