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这一体系也逐步暴露出引发房地产市场过热、传统基建效益降低、“挤出”民间投资、抬高地方债务风险等弊端。因此，随着中国经济步入“减速增质”阶段，财政政策的方法体系开始渐次转变：在调控方法上，重心从财政支出转向财政收入，大规模减税降费升至政策菜单前列；在资金来源上，土地财政渐次淡化，地方政府债务“开正门，堵偏门”；在资金投向上，民生保障和5G、特高压等“新基建”成为重点，而房地产市场逐步退出短期逆周期工具箱。这些转变适时匹配了防范债务风险、提振消费内需和激活微观活力的“增质”需求。

其二，在货币政策方面，为适应改革开放阶段的新变化，货币政策工具因时而制地呈现以下特征：

从外部来看，为了在快速对接国际市场的进程中保持币值稳定、抵御外部风险传导，外汇占款成为货币投放的主要途径，但是也制约了货币政策独立性。

从内部来看，货币政策工具以粗放式、总量型的数量调控为主，并且价格调控又以直接设定存贷款基准利率为手段，提升了政策干预效力，但是存在政策成本过高、资金流向扭曲、难以精确化调控的问题。在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矛盾从总量问题转移至结构问题，货币政策的调控模式亦顺势而变。

从外部来看，伴随中国国际收支从“双顺差”转变为“资本项目逆差+经常项目顺差收窄”，外汇占款大幅减少，基础货币投放的灵活性增强。同时，得益于2005~2015年的多轮“汇改”，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内生冲突舒缓，后者的独立性得到进一步解放。

从内部来看，央行推出多种创新型工具，利用MLF（中期借贷便利）、TMLF（定向中期借贷便利）、SLF（常备借贷便利）、PSL（抵押补充贷款）、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定向再贷款、非对称降息、定向降准等措施，既稳定了基础货币的投放，亦实现流动性调控的期限精准化和方向精准化。此外，公开市场操作频率的大幅提升以及利率走廊的逐步建立，使央行能够对金融市场风险进行常态化“精确治理”，及时阻断市场风险向系统性风险的演变。得益于此，中国货币政策的重心从总量调控转向优化市场流动性、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结构布局，有效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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