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马觉得，智利发生的事情似曾相识，在非洲和中南美洲都十分盛行，尤其是那些通过改革走出殖民统治的国家。“人们对长期坐拥巨大财富的富裕阶层怨声载道，当这种仇富心理使得善于引导民众情绪的平民主义者掌权时，经济增长就有可能被扼杀。”

在夏尔马看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富豪的数量，而在于财富的来源。他把富翁分为“好富翁”和“坏富翁”。一个国家的富翁如果都来自经济学家所说的“寻租行业”，如建筑、房地产、博彩、采矿、钢铁、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依赖地下开采自然资源的大众商品行业，那就不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这些行业往往是从国家的存量财富中分一杯羹，而非以创新的方式创造新的财富。此外，这些行业的竞争者最需要讨好监管者，行贿是很有可能用上的手段。“良性行业”则包括高科技、制造业、医药、电信、零售、电子商务、娱乐业等，“它们最不可能引发民众对财富创造的怨愤”。

一定的贫富差距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前提是这些富豪所控制的财富没有达到不可控制的地步，还未形成一个已经丧失活力、以家族为纽带的精英阶层。“裙带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不仅让金钱和生意成为赚取不义之财的捷径，也在政治体系中引发一轮连锁反应。”

过去15年里，全球范围内，“好富翁”与“坏富翁”的较量已经经历了三个轮回，争夺集中在能源巨头和科技企业之间。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拥有亿万富豪最多的国家。同时，他也注意到，中国三位新晋富豪——马云、李彦宏和马化腾——全部来自最具竞争性的行业，而非银行、制造业等传统行业。

但“好富翁”回归不是普遍现象。在一些由僵化领导人统治的国家，政商勾结的社会文化持续发酵，新晋富豪中的“好富翁”寥寥无几。比如，在土耳其，富豪阶层对国家经济的控制持续加深，他们的财富也大都来自“寻租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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