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8个市县未按化债方案安排2.81亿元预算资金偿还隐性债务。四川48个市县2019年初未按化债方案足额安排预算资金用于化解隐性债务。浙江部分地方乡镇隐性债务没有稳定的偿债途径，通过借新还旧的方式周转，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江苏审计发现，少数地区前期化债比例安排偏低，导致化债任务和压力向后递延；个别地区因对化债政策理解有误，没有科学安排化债进度，而是简单地按照债务到期期限制订分年度化解计划，导致前几年化债比例安排过高，任务难以完成。此外，部分地区未将存量隐性债务利息纳入化债方案，实际化债任务更重。

另外，一些地方通过市场化改造化债不规范，存在风险隐患。

比如，浙江7个市县政府已撤销或者变更了相关债务项目的批复文件或承诺函，但债权人不同意相关撤销或变更，债务的行政（法律）风险仍然存在。

融资平台公司转型是关键

从此前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公开的违规举债案例来看，绝大多数地方违规举债都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

关注地方债的上海财经大学郑春荣教授告诉第一财经，下一步应该继续大力推进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关停并转，推进国企的分类监管，使违规举债主体不复存在。

地方正分类推进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转型，对只承担公益性项目融资任务，且主要依靠财政性资金偿还债务的“空壳类”融资平台公司，将被撤销。对兼有政府融资和公益性项目建设、运营职能的“实体类”融资平台公司，将剥离其政府融资职能，转型为公益类国有企业。对按市场化方式承担一定政府融资职能的“商业类”国有企业，剥离政府融资职能，完全推向市场。

毛捷的团队调研发现，东部发达地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因为拥有不少经营性业务，比如地铁、地产、物业等，转型渠道更多，相对容易。而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市县级政府，由于经营性资产少，市场化转型比较困难，这也导致了隐性债务化解困难，甚至继续违规举债以借新还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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