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年来，金融创新在重重阻力下艰辛、曲折地成长，至十七世纪后期开始，人们对金融看法才比较客观。回顾这段历史，有众多感悟：

一是金融诞生由需求推动、供求关系始终是融资难和融资贵的决定性因素。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与金融供需两端的总体变化密切相关。从历史上来看，人类社会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处于“短缺经济”阶段。物质生产受自然条件影响较大，生产能力相当有限，人类为了基本生存需求而忙碌，贫富差距、暴政、战争、愚昧等落后现象普遍存在。金融背后体现的是社会总体生产生活水平，短缺的物质经济必然带来短缺的金融活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一些经济发达、贸易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较高的某些城市或区域，金融活动往往也是最活跃的。可以设想，即便历史上西方的金融发展从未受到宗教的桎梏，金融的分工和功能演化也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中国的金融发展历史便是例证。从这个意义上看，金融发展本身就是不断满足需求、应对“短缺”的过程，也是金融“普惠”的过程。

二是金融功能的分工演化和价值认同之路漫长。以原始社会自发的分工和交换为开端，货币的出现使得社会分工得以扩大和发展，与之相伴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交换背后人类伦理的演变。以个人生存所必需的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活动，被以货币为介质的价值通约兑换激发出一种更加广泛的价值符号的激励。在社会视角下反映出一种全新的价值标准：从追逐物品到追逐货币，“钱”本身已经成为财富的象征。在此基础上发掘出金融的资产转化功能，调剂资金余缺、实现了从存款到贷款的转化，使储蓄转化为投资，将社会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使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并通过借贷付息的价值手段激励双方。

重大创新需要重大思想解放。人类社会在实践中发现金融这一功能很早，但对金融的实践和理论认知却很晚。有息贷款客观上加速了社会分化，对仅维持生计水平的原始社会的思维习俗、伦理道德及社会结构带来巨大冲击。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犹太教到基督教，都强调只有劳动+土地才能创造价值。直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才就将劳动、资本和土地作为生产三要素。马歇尔又将其扩充为劳动、资本、土地和组织（企业家才能），资本在财富创造中的作用开始为经济学界普遍认同。从而对金融业资本筹集运用的作用开始得到正面评价。

三是理论认知错误造成金融禁锢的后果。僵化的思维方式，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哲学观念，宗教行政化的制度，最终将金融借贷基本扼杀。这种思维方式并非中世纪的僧侣专属。全球无论西方宗教还是东方儒学、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历史上很少有人对高利贷正面评价。其根源在于融资贵，超越正常水平的高利率，不会被人们普遍接受。即便是比较合理的利率水平，亦难得到正面评价。苏联时代不承认商品经济，漠视金融作用，银行长期被认为不能创造价值，甚至其创造的GDP也不被计算，以致金融竞争力严重落后。至今许多人仍将实体经济与服务经济、与金融业对立起来。这与数千年来文化宗教的文化烙印密不可分。

只有市场化方式才能最终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金融抑制必然导致融资难，融资难又加剧融资贵。资本匮乏、政局不稳、法制不健全都会导致利率高企。水可导不可堵，历史上无数次的宗教禁令，严厉的处罚措施都无济于事，用道德劝说来解决利率难题是无济于事的。贫困人群同时存在着生存和发展需求。科学的商业化金融是解决发展权的唯一出路。金融业的充分竞争，有利于促进利率下行。从十八、十九世纪初起，社会开始关注金融普惠性问题，即金融如何面向大量的民众（解决融资难），并提供尽可能低的成本（解决融资贵）。而互助合作理论和储蓄银行、合作银行实践拉开了世界早期的金融普惠帷幕。

（作者系中国工商银行原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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