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诉诸WTO难以在短期内解决问题。

韩国虽然多次表态要研究向世界贸易组织申诉的相关法律程序，并表示一结束相关研讨就将决定申诉时间，但在日本对韩限制措施实质影响韩国企业利润的情况下，WTO解决机制并不能解韩国“燃眉之急”。一方面，即便在WTO解决纠纷程序框架内提出起诉，到作出最终判定也需要数年时间，难解韩国企业一时之困；另一方面，即便胜诉，韩国最多只能获特许对其他日本产进口商品采取反报复措施，难以实现让日方收回报复措施或恢复受损前原状的目标。正如韩国副总理兼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虽然批评日本的报复措施“与国际法背道而驰”，“必须取消”，但也承认“要待申诉结果出炉，需耗时长久，因此申诉不是唯一之计。”

第四，民意滔滔下，韩国难以在历史问题上让步。

自日本限制对韩出口三种半导体工业原材料引发两国贸易争端以来，韩国民众的反日情绪逐步高涨。在日本正式限制向韩国出口的7月4日，就有韩国网友贴出抵制日货清单，青瓦台国民请愿网站中也出现“对日本经济制裁实施报复”及“发布赴日旅行警告”等请愿。冲突升级下，韩国“抵制日货情绪不分地区、年龄、性别、政治倾向，普遍升温”；另据韩国盖洛普公司7月26日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近八成韩国人表示不愿购买日本产品。可以说，滔滔反日民意驱动下，在历史问题方面，韩国短期内对日让步的可能性接近于无。

第五，“谋求与日本外交解决”成为韩国的主要政策选择。

之所以如此，首先，日本看似“来势汹汹”，但实际上正在对韩协商方面做出让步。相比于日本在推出对韩限制贸易政策之初，多次表示拒绝就此问题与韩国会谈，7月12日，韩日两国就开始对限制问题进行工作协商；之后的16~18日，韩国统一部次官（副部长）徐虎访问日本，就历史遗留问题、对朝政策等韩日合作发表主旨演讲；继而在23~24日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上，韩日两国政府代表就贸易限制问题的正当性发表主张并展开争论，日本政府甚至在24日表示，“如果没有转用于军事的担忧，（对韩）出口将会被允许。”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