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落长川草色青，暮山重叠两冥冥。”如果说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长期以来的全球性问题，那么民营企业融资“贵”在中国尤有别样的注脚。学理表明，供给侧的中介成本高企和固化与融资贵直接相关，这不仅影响到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也拖累了民企的实际竞争力。

近10年来，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成本一直维持在高于6%的水平，借新还旧的压力和粗放增长的惯性交织，既带来了债务风险，也拖累了转型升级，而贸易摩擦和外需疲软还进一步放大了企业的经营压力。

在增长和转型均面临挑战的背景下，降低融资成本无疑是缓释多重压力的重要抓手。2018年11月1日，民企座谈会提出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六大举措，着力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应该看到，“稳民企”难以毕其功于一役。比如，2017年以来，非标融资受监管加强影响出现急剧收缩，民营企业其他渠道的真实融资成本至今仍在高位。

我们认为，化解民企融资“贵”的关键在于建立长效扶持机制：以信用体系建设压低风险溢价，借助资本市场开放大力发展直接融资，鼓励科技创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民企融资“贵”与融资“难”伴生

中国民企融资“贵”与融资“难”伴生，其关键原因在于供给侧中介成本的高企和固化。尽管中小微企业融资“难”是长期以来的全球普遍问题，但民营企业融资“贵”在中国却表现得尤为突出。我们在本系列报告中的第一篇《民企融资“难”在结构性错配》中曾经指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在资本有效供给低于其有效需求，而这自然也会推高资金价格，带来硬币另一面的融资之“贵”。

而除此之外，中国的民企融资之“贵”还有别样的注脚，其关键在于供给侧的中介成本。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曾从一个简明的可贷资金供需框架出发，对中国企业融资成本问题进行了有代表性的分析，并给出了可贷资金供给曲线的七个原因。其中，大多数原因都与中介成本直接相关，比如商业银行垄断地位导致加成率过高，银行避险偏好提升风险溢价，贷存比指标增加交易成本，直接融资渠道不畅强化中介作用，甚至需求端的融资“难”和特定主体利率弹性低也导致中介成本难以抑制。数据表明，中国金融供给侧资源配置效率不高事实上足以影响到不同类型实体企业的竞争力。在与中国产业结构有一定相似性的经济体中，我们可以选取韩国为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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