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对比数据说明，40岁是农民工流动的重要分水岭，一旦越过这个年龄，很多农民工选择回流农村，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近几年外出农民工和本地农民工出现了明显的此消彼长。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其原因是，流入城市的农民工大多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就业，这些行业对从业者的体力和精力要求较高，40岁以上的农民工从事这些行业心有余而力不足，最终只能退出。

而且，由于流入城市的很大一部分农民工没有能力和条件实现举家外迁，40岁之后，赡养大多已进入60岁以上老龄阶段父母的压力也在与日俱增。双重因素作用下，回流农村就是最好的选择。对于回流农民工来说，不要说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就转回了第一产业，即便是在当地从事非农产业，其劳动生产率也会明显低于在城市就业，这无疑是显性的人口红利损失。

明白了外出农民工面临的困境，也就会更深刻地理解，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从数量层面担忧农民工潜在的人口红利了。目前，我国农村待转移劳动力是充裕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仍有30%的劳动力在第一产业就业，匡算下来大约是2亿人，而高收入国家这一比例平均仅为3.2%左右。这说明，从农民工的供给侧看，刘易斯拐点还远未到来。只是，由于“三留守”（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问题、高龄农民工很难在城市立足的问题等，大量的待转移劳动力不得不“蛰伏”在农村，难以实现向城市的稳步有序流动。

新的人口红利来自农民工更合理的流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2018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9.58%，虽然这个数字一直在稳步增长，但是距发达国家平均70%以上的城镇化率还有较大差距。尽快缩小这一差距，实现农民工更加顺畅地向城市流动是重要的、有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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