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为重要的是，人口红利的本质不完全在于人口数量，而更多在于人口做出的贡献大于其消耗的成本。按照这一界定，农民工对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负担。《报告》显示，2018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721元，这仅分别相当于当年城镇私营和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的90.0%和54.1%，而且，同比6.8%的增速，也分别比两者低了1.5和4.2个百分点。这样的差距，还是在这些年来不少人感慨农民工工资上涨得太快的情况下产生的。这两者之间的差额，再加上公共福利的非均等化对待、社会保险参保率较低等因素，农民工为城市做出的显性和隐性贡献都是巨大的（图2）。

这些因素都说明，无论是显性的人口红利还是隐性的人口红利，农民工一直都在默默做着贡献。只不过，这些年来，随着共享理念的提出和实践，农民工通过些许工资上涨、福利改善等，从自己巨大的贡献中分享了其中一部分——这绝不应当是论证所谓人口红利消失的理由，而是社会发展进步大势所趋的重要标志。

体制机制弊端削弱了农民工人口红利

虽说农民工人口红利依然在持续释放，但现实中也存在一些体制机制弊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工人口红利。目前看，影响农民工释放人口红利的最大问题，就是其作为劳动力，在社会性流动上的不彻底性，这直接导致农民工劳动力资源错配、劳动参与率下降等问题。

《报告》显示，2018年，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44.9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35.0%，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33.2%；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2岁，其中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为69.9%，50岁以上所占比重为11.1%。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平均年龄低了近10岁，而且40岁及以下所占比重前者是后者的近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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