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近几年版权意识在提升，赤裸裸的盗用行为在减少。但是平台在协议上设置的“陷阱”又让音乐人陷入尴尬境地。对此，刘晓春认为，是音乐人和平台之间出现了明显的不对等关系。不对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音乐人的可选择范围非常有限；第二，平台内部的资源、算法和数据执行也是高度不透明的；第三，对于不同平台之间的协议比如格式条款，或者授权协议，音乐人通常没办法选择。刘晓春建议，音乐人可以通过第三方组织比较各平台协议之间的差异、优劣势，为自己提供一个选择的基础。授权条款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平台对音乐人的吸引力，进而最后传递到平台对整个产业比如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会成为一个重要的竞争元素。

一个现实是，势单力薄的音乐人没有能力与平台抗衡。对此，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薛军对1℃记者表示，中国音乐人缺少一个跟平台进行集体磋商的机制，缺少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指导性的协议范本，即双方在一个第三方机制内，共同认为合理的条例可以写进协议，意见不同的则要说明理由，并接受第三方监督。

薛军强调，平台目前的力量越来越大，音乐人对平台的依赖性也越来越强，某些平台会利用音乐人对它们的依赖把音乐人的油水榨干，这是商业逻辑。某种情况下，不能让商业逻辑完全贯彻，要有一定第三方机构的干预，要往公平、可持续的逻辑靠拢，而不能让商业逻辑完全占据主导地位，这是要特别关注的。

对此，薛军建议，要给平台设置一定的底线，并且要尊重这几个原则：一是尊重原创音乐作者本身的人身性权利，基本保留作品完整权或者署名权或者修改权；二要努力建构一个可持续的平台和音乐人之间的双赢局面，而不要采用协议强制确定他们的权利义务关系；三在治理机制上不能够完全单一的使用入驻契约性的治理原则，还要引入多原则，平衡一般音乐人和音乐平台不对等力量的机制，比如文化部门的指导，以及学界研究的建设性方案等。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