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加深了英国国内对欧盟经济一体化的质疑，“疑欧”情绪逐步蔓延。

2008年金融危机后，得益于包括政府增加货币供给、购买私人资产等一系列及时有效的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和英国于2010年率先走出阴霾，复苏经济。相形见绌的是欧洲央行的保守无为，导致了欧元区（除德国外）直到2016年才恢复元气。作为欧盟核心成员的英国不愿出手救助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盟友以及承担债务风险国转嫁的风险。但危机后，英国对欧盟的贡献比例逐年提高，英国人不满于拿着自己纳税的钱去救那些“问题国家”。

三是全球化带来的分化，既包括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之间的分化，也包括地区间的分化，年龄段的分化。

《英国选举研究》显示，收入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不在英国本土出生的居民较多支持留欧，小于24岁的选民中70%支持留欧；有更高失业率、传统制造业密集地区显现出更多的脱欧派，高于65岁的选民中60%支持脱欧。以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英国各地区之间的不平等是整个欧洲最严重的。西伦敦人的实际人均GDP是欧盟平均水平的6倍多。与此同时，英国最贫困地区的实际人均GDP与葡萄牙和西班牙最贫困的地区相当。

英国拥有欧洲唯一真正的全球化城市伦敦，但严重忽视了那些落后的城镇以及与经济运行缺乏联系的地区；英国拥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但英国的识字率和计算能力也是西欧大国中最差的；英国拥有获利极其丰厚的全球金融业，但其他经济部门的表现低于平均水准，依赖低薪、低生产率的劳动力，而不是能够提高生产率的资本投资。

然而，我们不能因此怪罪全球化，不能怪精英们抢占机会，现实情况是一部分草根民众自己不愿意，也没有意识去了解国际事务、商务、法律、文化，去学习新语言、新技术、新技能。而精英们则在年轻的时候就对自己的人力资本做了很多投入，捕捉到了全球化的机遇。抓住全球化机会的精英和全球化进程中的失意者之间的鸿沟变得越来越大，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则需要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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