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农商行的多项指标也开始告急。数据显示，2018年9月底，资本充足率已降至9.25%，一级资本、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均为6.82%，拨备覆盖率只有56.02%，比2016年底大幅下降106.17个百分点，比2017年底也下降了47.84个百分点，大幅低于监管红线。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对记者表示，这就涉及农业风险的防御问题，完全靠银行是承担不了的，并且这种风险很难通过现有的贷款技术完全降低。

“当下，农业风险的防御是通过农业保险或农业担保来进行风险的分担，国内现在政策性农业担保和政策性农业保险都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但是由于风险实在太高，需要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体系来承担。例如，财政持续的支持、政策性担保、融资担保、政策性保险等。”曾刚表示。

其实，从农商行整体上来看，随着宏观经济的变化，2018年以来，不少农商行不良率高企，资产恶化。

例如，安徽桐城农商行在2018年末的不良贷款率由年初的3.03%升至12.25%，大幅上升了9.22个百分点；淮南通商农商行在2018年11月末不良贷款率为7.37%，较年初的3.01%大幅上升了4.36个百分点；贵州平塘农商行在2018年9月末不良贷款率攀升1.55个百分点至6.49%等。

2月25日银保监会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四季度末，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2.03万亿元，较上季末减少68亿元；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1.83%，较上季末下降0.04个百分点。其中，农商行的不良率为3.96%，但较三季度的4.23%有所下降。

董希淼表示，农商行要加强内部管理，提高风控水平，扩大业务的行业分布，降低客户集中度，做小、做散，规避风险。同时，要借助金融科技的一些手段加强贷前预测、贷前监测、贷后的总结。

“当下中小银行的不良压力特别大。虽然不少农商行都把处置不良放在重要位置，不过与大型商业银行相比，由于规模小、腾挪的空间小，处理不良贷款的渠道比较有限，难度也更大。监管应对于中小银行，特别是一些小型城商行、农商行在不良贷款的处置上给予支持，设置一定的过渡期、缓冲期，不要一刀切。”董希淼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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