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参加2020年总统竞选的沃伦提出，对资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家庭征收2％的税，若超过10亿美元则需支付3％，并按年计。同时为了避免欧洲富商出逃的教训，如果美国富豪想放弃公民身份避税，则需缴纳高达个人资产40%的罚金。同时，她的顾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扎克曼（Gabriel Zucman）也表示，沃伦的方案中并没有欧洲国家对某些资产进行豁免的选项，会尽可能将所有财产清算包含在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李巍曾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美国长久以来自由放任的福利模式是区别于德法莱茵模式的，强调市场而不强调国家。

那么美国又为何突然开始呼吁“财富税”呢？美国西北大学教授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认为，这正是自里根政府时期兴起的减税政策和对金融管制的弱化导致的。原本，高累进的税制可以促进美国私人福利制度，因为公司在这种安排下会通过给员工提供福利以享受税收优惠待遇。同时，信贷的民主化让美国政府通过金融手段回避了公共福利供给责任，譬如，民众往往通过房贷来替代公共住宅建设支持。

然而，一方面，近年来美国的减税使得企业对于为公司提供福利的动力减弱；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信贷泡沫破灭。私人福利模式的不满足，又重新唤醒了民众对公共福利的需求，因此理论上“劫富济贫”增加税收的“财富税”出现得正是时候。

法国慷慨福利模式的隐患

尽管福利模式大相径庭，但欧美民众通过呼唤“财富税”对公共福利的拷问却殊途同归。

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