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汉森（Åsa Hansson）对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这是征收“财富税”后对财政收入影响适得其反的结果。

首先，“财富税”的类别过于复杂，在清算上隐性成本过高，并容易产生避税漏洞。汉森对第一财经记者举例说，“财富税”涉及纳税人所有形式的个人资产，包括银行存款、个人信托、房地产、珠宝古董等等，而很多财富没有市场价值，在清算上将产生巨大的行政负担。同时，有些国家也对商业资本实行了征税豁免，因此很多富人持有的大量资本其实并不包含在税基中，富商也很容易改为对某种可避税的项目投资从而免缴“财富税”。

这也就导致“财富税”对于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甚微。2018年经合组织的财政数据显示，仍在征收“财富税”的瑞典、挪威和西班牙，此项财政收入分别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0.4%和0.2%。在法国未废除“财富税”前，其对GDP的贡献也只有0.2%。

其次，“财富税”的征收会导致资本外逃，对经济体带来各种层面的影响。“富商可以自由改变国籍，前往低税收的国家避税。”汉森对第一财经记者介绍说，根据研究组织新世界财富（New World Wealth）的调查，自2000年以来法国有60000名百万富翁出逃。汉森也拿瑞典为例补充道：“在瑞典取消财富税后，很多之前离开的富商又搬了回来。”

富商出逃并不仅仅意味着其个人缴税的流失，同时还代表了对投资、消费和就业的潜在影响。福伊斯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引入财富税会导致资本外逃、投资降低、经济减缓。他的研究显示，1%的财富税将导致其引入后的前8年中GDP增长率每年下降0.30至0.35个百分点。

美国公共福利的缺失

沃伦对于美国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由来已久。2014年她就提出美国税制并不公正，在几任美国政府倡导对富人减税的“涓滴经济学”（Trickle Down Economics）下发生的实际状况，是富人更富而穷人更穷。美国经济研究局的报告显示，1983-2016年，美国顶尖富豪的净资产实现翻倍增长，而中低收入人群却从6900美元的净资产跌至8900美元的净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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